史尼
    半个世纪过去了，《延安颂》豪迈响亮的歌声却时刻荡漾在我的心际，依然是那样
的清晰，那样的悦耳赏心，那样的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当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九·一八”后流浪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奔赴延
安，随着“红旗漫卷西风”的光辉历程，从延河走到鸭绿江，又从运河跨过长江……
    7年的延安生活中，给我深刻影响的一页是延安中学4年多的教师生活；在那里，我
生养了一儿一女，同时教育着一代延安人民的子女。这段生活，冶炼了我一颗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的丹心，也得到了“桃李满天下”的最大的欣慰。
    1941年9月，我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二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延安中学的前身边区
师范。当时教员中许多是学识渊博、教龄长的同志，有教育学教员李奇同志，到延安前
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历史教员周慈民，学有专长；美术教员钟灵，粉笔一勾一画，即
呈生龙活虎；地理教员鲍侠影，早年是“乡村教育社”的积极实践者。这是一支来自五
湖四海又饱经革命烽火锻炼的教师队伍。
    年仅22岁、初入教育队伍的我，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着。
    李奇老师指点我说：“要慢慢改变自己的学生腔。教师语言的特点是一字一板，抑
扬顿挫，有节奏感。不能只顾自己嘴巴讲，必须观察学生的神态，与他们的心相通。”
短短的话语那么亲切，那么一次开学典礼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柳湜赞颂道：
“这里集中了全国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英。”
    是的，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责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
党的教育事业日夜耕耘。
    使我终生难忘的另外一件事，是徐特立在土窑里同我们座谈时讲的“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及“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平凡而精辟的教育理论。他还高瞻远瞩地说：
“在这黄土窑洞里，你们是在为建设新中国培育栋梁啊！”最后还风趣地说：“我徐特
立也没想到当年我的学生毛润之，今天成为毛主席，还说我永远是他的老师。”一席话
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41年暑期后，教务处公布教学计划，强调“正规化”。
    当时建立政权仅只5年的边区政府，虽然重视教材编审工作，已出版农民识字课本、
小学课本，但还不可能在短期内赶出中专、高中教材，我们只能一次次地到那仅有两个
窑洞、藏书不及300册的图书室。沙里淘金般地查找资料，编写教材，并且自己刻蜡板印
刷。没有地球仪和地理挂图，地理教员鲍侠影自己动手描绘出一张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
图；绘图的马兰纸粗糙又不结实，她苦心地一层层裱上报纸，上下课夹在腋下，回到自
己窑洞高高地放在墙上钉的木架上，唯恐弄坏了。数学教员曼秋、潘同和用麦秆做立体
几何图形，捡旧纸壳做三角形。我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做些简易教具，
力求直观地具体地教学生掌握知识。
    4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延安中学的学生们，通过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
代的实践，证实了那段教学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是可取的。
    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真可谓苦中有乐。
    我们教员宿舍窑洞约14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两个长凳架上几块木板的床，一张独
凳。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盏小麻油灯——在一个小木架上放的一个土陶小碗，中
间放上棉花芯，浸在半碗麻油里，另一端搭在碗边上燃着亮光，每天定量半碗麻油，还
没有现在的蜡烛亮。我们就在这小麻油灯下，编写讲义、备课、改作业、制教具、读书
学习、纺线线。还有那支“特制”的钢笔——削一根与筷子粗细的小木棍，用线将钢笔
尖缠在木棍上制成的蘸水钢笔。我们就是这样培育着革命的下一代。
    我刚到延安中学时，女教员中只有两个人有小孩。记得李奇老师一次下课回到自己
宿舍，打开窑门哈哈大笑说：“你们瞧！我的小珠像水塘中的泥鳅啦！”原来她那仅4个
月的小女儿屎尿滚了一身，小脸蛋上都是屎。她即刻放下讲稿，去为女儿擦洗。
    小孩一年年多了，当妈妈的女教员担子也重了，必须干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窑门侧
挖一个小窑似的小洞，给孩子修个小灶便于烧水，煮吃的。女教员们在起床铃响前一小
时起床，洗尿布，包裹孩子，给小孩子穿戴，又不能误了上课。白天课外活动时，别人
打篮球或下棋，女教员或提筐筐到大灶伙房煤灰堆里捡煤渣，或提着土瓦罐到山下小河
提水，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忙碌着。总务处安排：有会走动小孩的，三家或四家配给
一个小鬼（小勤务员），哪位上课，小鬼就看着哪位的孩子，遇上两位或三位同时上课，
就把两三个小孩拉到一处看着、守着，吆喝着：“莫跑！要跌下山坡啊！”至于6个月以
下的小孩，小床是他们的天地，爬不出，跑不了，哭几声，尿几泡没关系。即便是年轻
的妈妈在自己窑里备课、改作业时，也无暇围着孩子转，逗孩子玩。条件促成了训练孩
子好习惯，4小时喂一次奶或饭，尿湿了换尿布。哭嘛，“锻炼肺活量”，随它去吧。
“哦…哦…”叫几声当成歌给孩子听听。有时妈妈聚精会神地备课，孩子哭一阵累了，
又呼呼睡着了。那小小鼾声似乎动摇不了妈妈专心致志的心。
    生活条件苦，工作担子重，几个女教员生小孩后孩子没奶吃，她们就买只山羊。早
上挤了奶喂点草，用根长绳子牵到窑顶的山上拴住。担心羊跑了，有时匆匆去看一下。
天黑了，再把羊牵回来。羊儿咩咩叫，孩子哈哈笑，妈妈又给挤奶啦！
    每天上课、备课、开会、喂小孩、洗尿布、捡煤渣、挤羊奶……忙完了，晚上八九
点钟后把孩子包裹好放在小床里，妈妈又坐在纺车前，“嗡、嗡、嗡……”的纺线声成
为婴儿听惯了的催眠曲。
    我于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中学生养了一儿一女，加入了妈妈的行列，承担着又教
书又当妈妈，又捡煤渣又放羊的生活，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作风和刚强的意志。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组织部调我首批返回东北。8月25日，我把3岁
的女儿送到延安保育院，走出窑门下山坡时，听到孩子的哭声，无暇再看一眼。9月1日
下午，又把一岁半的儿子送到延安李家渠一家农民家里，为让养母了解孩子的生活习惯，
我陪儿子住了一宿。9月2日天破晓，我即随东北的干部大队离开了延安。丢下了自己的
儿女，没有惜别的眼泪，我只知为了胜利的明天跟党走。    

　　史尼
    女，原名张淑容。1919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九·一八”后到北平，1935年参加
“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延安，1939年入党。
曾在延安女大学习。在延安中学任教师兼教导员4年多。“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赴东北，
在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任编辑。1949年底南下进川，曾任地区文教局长、地委宣
传部长、省教育厅教育研究室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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