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耶夫
    1947年5月，我们延安中学12班在贾芝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开到第四后方医院，从此
走上革命战场。我和赵国华被分配到安塞县的三所，医院里几乎都是延安中学的师生，
因此并不陌生。
    第一次接触伤病员，听到他们的呻吟，看到鲜血淋漓的残肢断臂，我的手不断地颤
抖，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怎样为他们解除痛苦。早来的同
学带领我们工作。几天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了伤病员的贴心人，给他们清洗伤口，
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剪指甲；帮他们翻身，解大小便；还为他们洗血衣。一有空我们
就听他们讲英勇杀敌的壮烈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他们
服务，我们感到自豪，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变得更加纯真无瑕。

要拿棍打我的刘排长
    有一个排长，叫刘财旺，炮弹炸伤了腿骨，一片长长的夹板，从足跟顶到腋窝下，
全身用绷带缠着，右手也裹着纱布，不能翻身，不能坐，吃饭喝水都要人喂。他伤口还
在发炎，发着高烧，有时还说胡话。他每次解大便，往往要三四个人帮忙，一人抬腿，
一人抱腰，一人塞便盆，还要担心弄疼了他会发火。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值班，刘排长要解大便，怎么办呢？
    他抽出裤带，扣成一个大皮圈，一头套在他的腋下，一头套上我的脖子。我双脚叉
开站在他身体两侧，我们手臂相挽，我用力拉他，并使劲把头向后挺，他的身体离开了
地铺，全身直挺挺的，只有足跟着地。一个轻伤员把瓦盆放在他身下，他大便困难。终
于，我俩都支撑不住了，他受伤的手臂一松，我脖子无力承担他全身的重量，他跌落在
地，我也被拉倒趴在他的身上，他身下的瓦盆压了个稀碎，屎尿糊了一身。这下可惹了
大祸。他歪着脖子喊：“我的老祖宗，你要整死老子不是？”我竟顺着他的话答道：
“我的亲老子，实在是没劲了。”
    边说，边请轻伤员帮他翻身，我给他清洗身子，并抽出脏床单，换了干麦秸。我要
拿着脏床单出门去洗，就听见他嚷着要一根棍子，我慌忙从柴堆上抽了一根树枝，递给
了他，问他要干什么？旁边人推我快走，我不忍离开，找来止痛药看着他服下，又替他
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这时，他没好气地说：
    “你还不滚开，等着老子揍你不是？”我才恍然大悟，他要棍子，是为了要打我……
下午，我为他铺洗净了的床单，发现这个铮铮硬汉用毛巾捂着眼，不停地抽泣。我问他：
“伤口又疼了吗？”他摇了摇头，竟至放声大哭起来，说：“小兄弟，刚才是我的不对，
我伤口疼，脾气躁，不该给你发火……”
    不久，医院接受了随军西征的任务，轻伤员归队，重伤员后送。刘财旺已上了担架，
但他就是不让抬走。等我来到他身边，他拉着我的手，淌着泪说：“小兄弟，我脾气不
好……”说着，从枕下抽出一条新军裤说：“我一时起不了床，裤子你拿去先穿吧！”
那时，快6月了，我们夏装还没发到，我的棉衣棉裤上破了许多口子，我常常从破处扯点
棉花给伤员擦大便，弄得棉衣不成棉衣，夹衣不像夹衣，到处露着棉花，老乡的狗以为
我是叫花子，撵在后面叫。刘财旺的好意我理解，我对他说：“刘排长，你的腿很快就
会治好，你还要去打冲锋、拼刺刀。我们的单衣马上就会领到的。况且这棉衣里有棉花
套子，还能给伤员擦大便用，称得上它是件宝衣哩！”刘排长满是泪痕的脸这时绽开了
笑容，他最后一个离开了医院。

坚毅的梁指导员
    陕北农村很贫困，加上战火频繁，使伤病员的供应很困难。一些重伤员营养跟不上，
伤口愈合很慢。一位姓梁的指导员，肩背部两处炸伤，一条胳膊、半个胸肿得像气吹起
来一样。当时药品有限，连磺胺也供不上，眼看着他发高烧，一天天在消瘦。军医让他
的通讯员去买只鸡为他补身子，通讯员连着几天没买回来，因为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卖，
急得通讯员直掉泪。
    指导员半个胸愈来愈肿，在靠近裤带处发现一片紫红，疼得手不能摸。主治军医给
他切开，脓如泉涌，“咔达”一声，一块炸弹片落入换药碗中。通讯员扶着他直掉泪，
我端着换药碗的双手也不停地抖动。医生往他肩部的伤口注入的盐水，从腰部的刀口流
了出来，开始全是脓，后来是脓血相混，以后便全是血水，倒了四五碗。从此，梁指导
员烧退了，肿也渐渐消了。梁指导员真不愧是一条山东汉子，体温刚退，他便有说有笑，
讲不完的抗日除奸故事，吸引着伤病员和我们工作人员。
    青年团要求我们想方设法为伤病员解除痛苦。我下了夜班就同梁指导员的通讯员一
起去买鸡，还是到他去了几次的那个村子。我俩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卖。大娘要做饭
了，见缸里没水很着急，我赶忙就去为她挑水。那时我个子太小，挑不动水桶，两次从
山坡下抬上来两桶水，感动了老人，老大爷这时捉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给我。通讯员给
了他一块银元，他不收，说他是拥军。忽然，我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在一旁落泪。老人说：
“媳妇坐月子，娘家抱来只芦花鸡，舍不得杀，留着下蛋，现在给你们了。”看着老人
千层纳补的衣服，我俩商量脱一件衣服给他。老人又执意不收，说两个小八路小看他了。
原来他当年是徐海东部下的红军呢！我说：“你老人家不收钱是拥军，我们送您衣服是
爱民……”趁老人大笑起来，我把衣服塞到他的怀里，光着脊梁就跑了。

我在担架上的日日夜夜
    战局瞬息万变。一天，医院奉命转移，担任指导员的郑松庆等三人提前于半夜出发。
早晨天刚亮，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我去追回他们。刚下夜班，我没吃没喝拔腿就跑。
正午飘过来一片乌云，一阵黄风过后，深山里下起雷雨来。我仍然一步不停地跑着，汗
水、雨水湿透的衣服，紧紧裹在我身上。雨过天晴，风还很大，一会儿就吹干了衣服，
可吹干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又被汗水浸透。就这样湿了干，干了又湿，我终于在一家的
院落里找到了正在避雨的三个人。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通报的军情和新的转移方向，便
匆匆按原路返回。
    回来已是半夜，我躺在床上像瘫了一样。师仲姚同学给我端来一碗剩饭，我一阵恶
心，路上吃的干粮全吐出来了。半夜里，我突然全身发冷，下巴不停地颤抖，牙齿“得，
得，得”地磕响；一会儿又全身燥热，好像腹腔中着了火，真想把肚皮扒开。师仲姚说
他一个人带领伤员，要我自己顾自己。
    实际上，我已经顾不了自己，只能由几位同学帮我打行李，背行李。所领导摸着我
的头说：“小家伙烧得烫人，病得不轻呀！”
    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同学和轻伤员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我走。几个轻伤
员抱我下了炕，背我出门，上了担架，担架是他们用绑腿捆的。轻伤员抬着我出发了，
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就是轮着背，也要把你带走，决不能把你丢给敌人。”
    病中的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力，任同志们抬着我，后来又坐上了一头小毛驴，摇
摇晃晃地前进在黄土高原上。一天，我看见刚刚取出弹片的梁指导员，由人搀扶着斜弯
着腰，艰难地和大伙走在一起，我好不忍心！可我又不明白，我是怎么坐到了梁指导员
的小毛驴上。我一直在发高烧，别人说我有时糊涂，有时哭闹，还反抗和叫骂。我自己
却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很清醒，清楚地记得我身边发生的事，而且至今似乎记忆犹新。
    我总是从驴背上滑下来，后来不知谁在鞍子前后竖了两块板，用一副绑腿把我捆在
鞍子上，我再也掉不下来了，但是脑袋却像不倒翁一样地来回摇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又睡到了担架上了，不是轻伤员和同学抬，而是由民工抬的。
    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我是和一大批重伤员一起被转移后送到沙家店。担架在路边
休息，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循声望去，是贺司令——贺老总！只见他两脚泥
巴，裤管挽在膝下，左手提着两只鞋，右手指向前方，放声喊道：“领粮的部队向那边
走；交过粮的群众赶快离开；伤病员喝完水就走，担架不要在这里休息！大白天，飞机
过来不得了……”我推开嘴边的水碗，兴奋地对民工说：“你看，那就是贺龙，贺司令！”
民工放下碗，几步就挤到贺司令身边，拉着他的衣服说：“那面一个同志叫你。”贺司
令随他来到我面前，弯下腰亲切地问：“小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喊我有啥子话说？”
我受宠若惊，嗫嚅无语。他发现我别在挂包上的校徽说：“你是延中的学生？”我点了
点头。他说：“延中的娃儿我都认识，你们变成了医院，干得很好，都是好样的……”
我顿时觉得病好了许多。我记得我笑了，笑得很美。他又问：“你是受伤还是生病？”
我答：“生病。”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唉呀！好家伙，你烧得很呀！喝水了没有？”
他对民工说：“给他喂水，他发烧要多饮水。”又转向身边一个军人问：“西瓜还有吗？
拿给这个小鬼吃。”一个战士说：“就剩一点了，是给首长留的。”
    贺司令起身说：“留着干什么？我有水喝就行了，快去拿来，给这个小鬼吃。”一
块大西瓜捧在我手上，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贺司令说：“莫掉泪，快吃，吃下去，
病就会好。”他蹲下来，扶着我抖动的手，把西瓜送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他笑了，
笑得那样慈祥：“莫掉泪，娃儿，能吃病就能好，吃得多，好得快。”他回身对民工说：
“喝好水就走，这里人多，目标大，莫在这里休息……”记得他还说过，部队要打大仗，
送伤员到后方去。不久，传来了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消息。
    病情直转向好，我开始知道骑毛驴、睡担架不是滋味。骑一天毛驴，双脚肿，两胯
酸疼，站不定、走不动。以为睡担架会好一些，哪知，半天用不了，绳索在颈部、腰部
靠拢，屁股、肩背、头不断地从空隙里向下漏，好像整个身子横置在几条绳索之上，要
多难受有多难受。我人小，个子瘦，民工们抬着我毫不费力，如同游戏一般，他们喊着
“一、二、一”在大路上跑，我像弹跳一样，在担架上起落。每次我们最后出发，最先
到达。
    说来凑巧，有一天发现抬我的民工中有一个是我表哥，他竟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我
病得不像样子了。晚上，我们投宿在牸牛沟村，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表哥没有信守诺
言，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早上，妈妈便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我的手
搭在妈妈膝头上，妈妈抚着我的手，不时转过脸去，用衣襟擦拭双眼，她不让我看到她
掉泪。妈妈生我们兄弟6人，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四哥一人。他也在支前，
乡里只给半天假，今天他陪母亲来看我。
    妈妈要走了，她说还要来看我，说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院门。妈妈噙着泪花走了。
她深知身患重病的儿子生死未卜，但她更知道我是属于革命集体的，就没有强留我住下。
    在牸牛沟，原来打算让我在那里接受治疗，没想到第二天黄昏又上了担架。天下着
大雨，民工们摸着黑，冒着雨，一步不停地走了不知多久，我又被安置在老乡的炕上，
护士拿走了我的湿透的衣服，我赤身躺在老乡的羊毛毡上。
    天不亮，我又被抬到佳县的枣树林里，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去。昨夜一场大雨，今
日雨过天晴，但有经验的艄公知道此时的水情，非万不得已不可以下水行舟。快到中午
时，民工、护士来搀我上船，我忽然发现那护士是延中的刘志英同学，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没有穿衣服……”她问：“我的裤子你穿吗？”我答应了。她转身脱下一条长裤让
我穿上。船的底层载着医院的物资，上面坐卧着伤病员，我在横架于船舷上的担架里躺
着。船工喊：“那样不行，太危险，”可是船已经离岸了。船上一共横架着三副担架。
船工一身泥浆，一丝不挂，一阵紧张的号子，我们已颠簸在浪峰间，远山近树，飞一般
地移动旋转，船工一阵吆喝，便在河东靠了岸。岸上又是一片枣树林，林子里奔出了山
西的民工。有人问：“谁抬这个小八路？”我最先被背下来抬进枣树林，热情的晋西北
人民早已备好了水和饭。
    我生了一场病，在担架上辗转经过了3个分区：陇东分区（庆阳、华池、环县、曲子）、
三边分区（定边、靖边、安边）、绥德分区（米脂、子洲、绥德、佳县）。一路上受到
同学、伤病员和民工的热情帮助及首长的亲切关怀，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

“李老五”的笑话
    1948年，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医院随军南下，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3月间，
我们在离战场10里的塬头接收伤员。连日大雪封山，给战争隐蔽打伏击创造了条件，却
给转运伤员造成了很多不便。白天，地皮解冻，一片泥泞，一步三滑，稍一不慎，滚下
深沟就会粉身碎骨。我们只好拽着崖畔上的枯草、树根，小心翼翼地滑行。开饭的时候，
挑着饭食、水桶，手里端着菜盆，更是提心吊胆。师仲姚与我年纪相仿，他挑着水和饭
在前边走，我在后面端一脸盆菜，有时空手都跟不上他。有一次，我摔倒了，一盆豆腐
菜全扣在地上。他放下挑担，两手捧起上层的豆腐块，又跑回厨房端来一盆面疙瘩汤。
这时，盛开水的桶忽然自己倒了。原来那水桶有点漏，淌出的热水融化了冻结的冰面，
稀泥流动，水桶倾倒了……水在当时是最困难的，是几个民工吆着牲口在塬畔下的深沟
里驮的水，山路陡峭，都说不清是人牵牲口还是牲口拖人。驮回来的水，放置一天，便
沉淀出一半泥，一半水。伤病员饮水按人数分，我们只能饮用伤员剩下的水。洗漱没有
水，治疗用水也难以保证。我们倒了一桶水，愧不待言。忽然想到揽雪化水，浮头上的
雪化水后，烧开了可以喝；
    接近地面的雪，化水沉淀后可以给伤员洗血衣，洗绷带等等，这才解决了用水问题。
    转运伤员的任务完成以后，医院到了秋林收容治疗，建立了一些制度，提出了各种
管理要求。那时，我负责治疗室，曾闹了一个大笑话。
    治疗室很简陋，桌面上只有碘酒、红汞、酒精、蛋白银、樟脑酒几种外用药。我们
都是认瓶子，认颜色使用。主治军医怪我不写瓶签，我说：“写不了拉丁文。”他说：
“写什么都行，并不要求都写拉丁文……”于是，我存心开个玩笑，按他的江西口音，
把“樟脑酒”写成“张老九”；把“红汞”写成“分功”；而把“酒精”写成“九斤”，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自以为很得意。一天，我发现两个人在桌前翻弄药瓶，他们还自
语道：“装了什么，能有九斤？”说罢，打开瓶盖闻了闻，笑了。又拿起“张老九”，
闻过之后，两人又大笑起来。
    没等他俩再去评价“分功”，我连推带喊，撵他俩出去。还说：
    “我们忙得顾不上整理，你们没事乱翻什么？”两人还没被我推出门，就有人拉我
的衣服，回头一看，是卢勤良院长。他向我颔首示意，我知道坏事了，院长陪同来的肯
定不是一般人。我提个水壶就溜出门外。晚上，全所开会，说有上级领导作形势报告，
我们都挤到前面。谁承想到就是刚才那两位，我起身要躲开，其中一位拉着我说：“不
要走！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不是‘张老九’办公室的吗？你们那里有没有李老五？”
    另一位同志问：“‘分功’是什么？”我答：“红汞。”“为什么写‘分功’？”
“主治军医是江西人，按他的口音写成了‘分功’、‘张老九’。”大伙一阵哈哈大笑。
接着开会了，院长介绍两位首长。一位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后勤卫生部部长曾育生同
志；一位是第一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金来川同志。首长没有批评我，但从此我得了个“李
老五”的绰号。

喜欢数学的周教导员
    在桑柏，有一个教导员叫周广，他上唇根部被枪弹横穿致伤，一半鼻子被掀起来，
嘴闭不拢，咀嚼疼痛，只能喝小米粥，面糊汤。他夜里伤口疼、牙疼，睡不着觉，便与
我们一起巡逻；白天闷着头看书。我记得他有一册很厚的数学书，他常常捧着看，拿着
树枝在树荫下写很长很长的算式。我们十分钦佩他的学习精神，我们不少同学还跟着他
学呢！我们说他会成为数学家，他却幽默地说：“家不家倒没有想过，但是总不能一辈
子打仗。”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呆在医院里消磨日子，仗就叫别人打完了……”
因为颌面伤有特殊的处理要求，医生让他转到河东去，他不肯。他说不管长成什么样，
伤好就出院。他惦记着他的战士，惦记着打仗。
    有一回，几日连阴天，粮食、柴禾都没有了。幸得一个晴天，我们便兵分两路出发。
大队强劳力去运柴和煤，留下几个女同志和换夜班的同志去背粮。周教导员也带了绳索、
面袋站在队中。警卫员说服不了他，央求我一定不许他去。我说：“警卫员每次和我们
一起背粮，你就不要去了。”他说：
    “我的嘴伤刚好，吃得多，至少应背回够自己吃的粮……”其他伤病员也异口同声，
要背回自己的口粮。这次背粮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背的粮食两周也吃不完。

奇怪的病号马半栓
    在槐柏，有一个普通的病员马半栓，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十八九岁，河
北人，是×旅×团杨团长的警卫员。他说他没有伤，也没有病，逢人便问：“你看到杨
团长没有？山东口音，细高个，谁见谁亲……”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他便转向另一个
过往的伤病员再问，天天如此。
    原来，他的团长被炸伤了腿，后送途中遭遇敌人。突围中，他为团长找水，与担架
失散了。混杂的人流中，有人说团长在前面，他往前撵；有人说团长在后面，他又向后
追。一天也没有找到，两天过去了，还不见团长。他哭了，哭得不吃不喝；他急了，急
得神经错乱。有时，他守着重伤员问：
    “首长，你想吃些什么？你说，你说，你总不能不吃不喝。”同时，他递上为团长
打来的满满一壶泉水。有时，他拉过身边的护士，认定是首长，向他请示工作，关照吃
住。有时被他认定是战士、通讯员时，他就叮咛再三，百般爱护。他平时从不打人，可
是西府战役后，每人发了一套缴获的敌人军装，谁穿在身上，必然要挨马半栓的打。
    夜间，师仲姚和我共同看护他，我们用被将他盖在中间，我俩压住被头睡在两边。
即使这样，他也能够轻手轻脚穿衣下地。等我们发现了他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循着狗叫
声去找，准能找到他。他从这家院落走到那家院落，为这个伤员掖被子，为那个伤员垫
枕头，他说他正在查铺。有时在村头巷尾，池塘边，田野里，他在看地形，查哨。我们
跟着他，保护他。
    忽而，他喊：“卧倒！”忽而，他叫：“冲上去！”有时抱住你苦苦哀告：“首长，
你该休息了……”护士中三个人对他有办法：贺光耀能抱住他，压倒他，他一点儿动不
了；师仲姚跑得快，马半栓跑多远，多快，都能跟得上；韩陆与众不同，他平静地说：
“半栓，首长在办公室，你胡跑什么？”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会立即来到
治疗室，腼腆地问：“首长，您有事叫我吗？”我常常被他问得没话说。一会儿，他便
忘了我是“首长”，喊一声“有情况！”拉着我就跑。一个夜晚，他轻轻推醒我和师仲
姚，神秘地说：“有任务。你俩吃点儿东西马上出发。”说着他将一块热腾腾的猪肝塞
给我们。师仲姚一看半生不熟的猪肝说：“首长，你休息，我们现在出发，边走边吃。”
就这样，马半栓在神志恍惚中度过了数十个日日夜夜。
    在转战中，一天巧遇到另外一所的休养员，其中有马半栓的团长，他俯在团长的身
上恸哭，又递上军用水壶请团长用水，并检讨自己警卫不力，要求团长处分他。团长要
他回到身边，他忽然发现团长穿着敌军军装，不容分说地脱下团长的衣服，打开自己背
的小包，像下命令一样对团长说：“这是你的衣服，换上！”随后，他向我们所有的同
志告别，但不与穿敌军衣服的人握手。

我们动员了三套马车
    一天半夜，我们接到指示：带领全体伤病员紧急转移。派来的担架有限，要我们去
动员运输力量。我和高志亮两人加起来不到30岁，孤单单地下塬、翻沟、跳涧，深入新
区农村。
    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我们挨门呼喊，狗在院墙内吠叫。跑了几条街，连门都叫不开。天快亮了，一个看
上去挺机灵的汉子提着个大筐走出村外，在麦场上搂了一筐麦秸回来，在一个拐角处向
我俩招手。我们不敢贸然上前。他又一次招手，并小声喊道：“小解放！过来对你说话。”
我决定试一下，对高志亮说：“万一是坏人，你不要管我，顺来路往回跑。”我过去后，
那人问：
    “动员粮还是要人？”我说：“担架、大车都行，送伤员。”“担架难，人少凑不
起来，有一套车能拉好几个伤员。”他还指着一家说：“去叫他家的门，他家有牲口、
有车，别的院子叫开门也没用。”他还说：“人好说，套起车来就有人。”我跑去敲门，
果然是个富户，门前有栓马桩，两旁有狮形石兽，黑漆大门，门上有狮头卡晋、泡泡钉。
推不动，喊不应。我有点失去信心，那汉子又示意我砸门。我捡了块半截砖，一边大喊
开门，一边使劲砸。门开了，一个干瘦老头探身出来，又点头又哈腰，口称：“小老总！
慢待，慢待。”之后皮笑肉不笑地把我迎进厢房。未等我说明来意，就喊：“上茶！备
饭！”
    并双手递上一个水烟袋，说：“请用！请用！”我拍案而起，他说：“息怒，息怒，
公事缓办。”我说明来意，他说：“理端，理端，庶民百姓理应照办，只是车轴用不成
了，不然……”果然，他拿出一个两头细得眼看要断的车轴。我很失望，他说让我张罗
好车，他出牲口。我临出大门时，他跟在后面说：
    “一路平安，步步高升！”然后关上了大门。
    我出来准备敲别家门时，又见那个搂麦秸的人，他说：
    “老家伙骗你，他家车轴在神龛里。他家不出车，这村里你就要不下车。”忽然，
他又说：“你俩太小了，怎么也不带个家伙？”他领着我到麦秸堆前猫着腰，扒出一个
“家伙”，说是中央军逃跑时捡来的。当时我也不认识那是什么家伙，像手榴弹，没有
拉火索，木柄长，铁头大，后来才知道是个枪榴弹。我拿着“家伙”又去喊门，很快门
又开了，还是那个瘦老头，阴阳怪气地说：“一回生，二回熟，请进！请进！”一面轻
蔑地说：“想必是小老总套好了车，来拉牲口？”趁他得意之时，我把手中的“家伙”
蹾在桌子上，厉声说：“少来这一套，快把你的好车轴拿出来，今天你不出车我不走。”
说话间，我推出凳子攀上神龛。老家伙慌了手脚，扑上来说是他家祖宗神位，不容亵渎，
又喊又拉。我一把拉开小门，眼见一根车轴在里边，随手拖出，放在地上。我质问老家
伙：“这是什么？欺骗解放军，你还想活不想活？”这时，街上人多起来，高志亮也闯
进院来，一边吆喝套车，一边拖住老家伙要一起带走。他家里的人慌了，答应套车。围
观的群众也有说情的，又是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一边向我们挤眼发笑，一边说：“大军
高抬贵手，我这里给你套车，千万饶了我们掌柜的……”我推着老家伙喝道：“走不走？
要不走，就出5套车……”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从中调解，很快套了3辆车。10点前后，我
们乘大车登上归途，那搂麦秸的汉子说：“小解放，你真行，全村只有3套车，全让你要
来了。”但这些都是由于他的帮助，我很想知道他的身分，他却避而不谈，只是说：
    “我们村里穷人多，咱们都是一条心……”他还说：“现在没法说，以后你能想得
清。”但是，至今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许是地下党员，也许是拥护革命的老百姓。

巧遇与撤退
    1948年11月，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我们突然看见村外一队人影匆匆移动。警觉的
双方同时喝问：“口令！”原来是自己人。“你们是哪个医院的？”我们的衣服最好辨
认。“梁指导员！”我惊喜地呼喊着扑了过去。“瘦猴！怎么是你呀？”梁指导员一把
拉住我，离开行进的行列。“怎么你们还在这里接收伤员？部队都撤下来了，你们还不
转移？”“这地方很可能会放弃！”我感到一阵紧张，队列里走出一个人问道：“什么
人在讲话？”“报告首长，这里有咱们的医院，……”“怎么还没有撤？”听口音很熟，
黑暗中还隐约看到他嘴唇有点向上翘，我喊了一声：“周教导员！”我忙去找来了苏所
长和曹协理员，部队不停地在后撤，他们在路边低声谈话，说部队要在10点钟以前撤到
洛河以北。周教导员说：“梁营长，归队吧！这里由我安排。”原来，梁指导员已升为
营长，周教导员成了代理团长。周教导员很为难，放手不管，我们是无法带领近500名伤
员转移的；留下来掩护撤退，他又没有作决定的权力。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根据特殊
情况处理，留下一个排帮助伤员撤退，这个排由副连长带领。
    轻伤员很快组成了几个分队，有几个当过排长的伤员自己主动担负起带队撤退的任
务。重伤员全部被抬到学校门外集中。工作人员忙于为大家开饭，打扫房屋，归还借用
物品和铺草。一切清理完毕，天还没有亮。我带领几个同志和民工到村外掩埋7具烈士遗
体，到东方发白时才挖好两个坑，太慢了。这时，掩护我们的部队也在村外挖工事，我
去借工具，没想到带队的副连长竟是蟠龙战役负伤，住在医院时让我递给他棍子要打我
的刘财旺排长。那天夜晚竟有这么多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促成我们撤退顺利进行，保
证了医院的安全。刘连长与我一见如故，他带了一个班很快完成了任务，并且为每一位
烈士墓竖立了牢固的标志。这时，部队派来苏营长带纵队后卫营的一个连队来接交阵地，
他传达上级命令：“我军一切人员必须在10点钟以前撤离此地，12点之前赶过大沟。”
营长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是7点。”刘连长走时一再对我说：“抓紧转移，时间很
急！”
    曹协理员拉我到村外，遥望大路，等待着担架和车辆。他说，刚才院部派骑兵来通
知：“12点以前必须全部撤退，轻重伤员必须全部带走，不能留在群众中。”还有39名
重伤员等待运输，他急得团团转。他又庆幸地说：“多亏你来报告了情况，咱们提前行
动，不然500名伤病员怎么撤退？！”我说：
    “您别急，我们把烈士掩埋了，占用的房屋打扫了，韩陆正检查群众纪律。出去动
员牲口、担架的同志一回来，39名伤员就可以转移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
“谈何容易？
    敌人仅在离我们几里处埋伏着，我们派出去的人在敌我之间的地区活动，万一出岔
子，对伤员，对同志都是犯罪呀！”
    说话间3辆马车来到面前，云连长、孟昌护士长、师仲姚、贺光耀、魏亚中等同志兴
高采烈地跳下车，我们如同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除了大车，还有四副担架，加上我
们原来担药用的两副担架。担架只可以抬6个人，还有23人，3辆大车拉不走。所领导找
村长想办法，村长说毫无办法。人、车都没有。冯营长掐着手指算；“还有一个半小时……”
这时，村子里已经很乱，曹协理员要求大家集中在学校门口，不要到村里走动，免得发
生意外。这时，院部送来5副担架，虽少，正在关键时刻。担架用完，剩下28名伤员躺着
或坐在大车里，有的甚至是半悬空“挂”在大车上出发了。大家十分兴奋，冯营长看了
看表，还不到9点。
    突然，曹协理员问：“韩陆哪儿去了？”平时检查群众纪律至少有两个人，今天人
少事多却只有他一人，不过一清早就开始检查，也该回来了。我立即出列喊道：“我去
找他！”冯营长瞪了我一眼。冯营长转身对村长说：“现在部队少了一个同志，你带我
挨家挨户找，找不到你要负责！”那村长吓得嗦嗦地发抖。冯营长命令：“医院迅速撤
退，不能等！留下一人帮我辨认。”我留下了，心中想着“帮助辨认”的很可能是一具
血淋淋的尸体，不然干吗要辨认呢？我又紧张又害怕。韩陆平时待我像大哥哥一样，我
一定要找到他。冯营长提出要带上驳壳枪跟在村长后面，我看见那驳壳枪张开的机头，
更是感到紧张。村子里，群众东一个，西一个，手里拿着铁锹、锄头，转来转去。如果
没有冯营长他们，我很可能成为捕杀对象，我左顾右盼，生怕有人把我揪了去。走到村
中央，韩陆跑来了，还有两名战士。原来他检查将毕时，有群众对他说庙里有一死去的
伤员，他去看了，那神像背后横卧一具尸体。庙里没住伤员，哪里来的尸体呢？冯营长
与我们到现场检查的结果，是一个俘虏兵的尸体，就让村长挖坑埋掉。前后不过花了半
小时。我们要尾随医院走，冯营长不允许，说那是找当俘虏，还说我们两个人连村子也
出不去。我们争辩了一阵，他派两名荷枪的战士把我们送出村外，一直送上大路。我们
牢记营长的话：顺大路往北走，万万不能进村。一直走，不要跑，也不要休息。
    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俩愈走愈快，我有些跟不上韩陆了。他时不时地从后面推
我一把，后来连推带训：“想当俘虏吗？像没吃饭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已开过
饭了。我又饿又困，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韩陆带了一茶缸肉菜，给我倒了一半，我边走
边吃，不知是肉的作用，还是革命的友情的激励，我又来劲了，大步走起来。走出五六
里，路上停放了一副担架，三个战士在休息，原来抬担架的民工逃跑了，战士只好两个
人轮流抬。韩陆看见就去帮抬担架。我跟在后面跑，但距离越来越大，跟不上了。我决
心不休息，一定要撵上队伍，不当俘虏。
    黄土路上只我一人，见不到人感到孤单，遇到人又怕是坏蛋，心情矛盾极了。忽然，
我见路边蹲着一个人，我刚要跑掉，他喊了几声。原来是一个轻伤员，他去解手，因受
了伤的脚越走越疼，当他看到鲜血浸透的绷带时，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这荒郊野外怎么
办呢？我扶着他站起，他单脚跳出两三米，已满身大汗。我不顾他反对，背起他走出十
几步，他硬从我肩上滑下来，叫我先走，给他留一个手榴弹。这怎么行呢？我把毛巾撕
成三条，捆在他渗血的纱布外，又折了一根树枝给他当拐杖，搀扶着他上路，走出二三
里时，后面来了一辆骡轿。我向车主求助遭到拒绝，好在路不宽，我们走在中间车过不
去，我继续央求。一位文静的妇女掀开车帘问：
    “几个人？”我一看，是在村里帮过我们的那位知识妇女，她还因此受到家中的反
对。她显然认出了我，说：“坐上来吧！
    就两个人。”轿围里一个小孩探头出来，又回去悄悄告诉那妇女：“妈妈，就是这
个人，给我包了伤口，腿就不出血了。”那妇女探头出来说：“这里打仗，我是奔你们
来的；部队撤走了，我去韩城我任教的学校住一段。”她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礼
貌地回避了。到了岔路口，车要西行，我正不知怎么办，发现村外一大群人，韩陆、光
耀等正招手向我跑来，大家七手八脚抬走了伤员。那妇女和我们对视良久，没有道别，
一声响鞭，车动了，我站在岔路口目送她远去。
    我回到集体中，战友们擂着我的胸膛，捶打着我的肩膀说：“就差你一个，等了你
很久了，以为你当了俘虏，没想到你还带了个伤员坐着车回来了。”师仲姚说：“你小
子福气不小……”在这次转移中，许多同志都立了功，我也荣立二等功，因为我发现紧
急情况报告，使院部提前行动六七个小时，避免了伤亡。而我的立功却得力于巧遇的梁
指导员、周教导员、刘财旺排长，他们都在我们医院养过伤，这次奇迹似地帮助了我们。
在几乎掉队的情况下，又巧遇了那位农村知识妇女。一切都这样巧，巧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可能就叫善有善报，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圆满完成了撤退任务。

用体温计治好病的祝连山
    解放西安，我们驻守在三原县西阳镇。我切除了鸡眼，为了照顾我少走动，班长分
配我观察濒死伤员祝连山。
    祝连山，四川人，我军某部班长，原系解放战士。他伤得很重，透过伤口可以清楚
地看到他的肠子。医生说他准死无疑，早就为他买下了棺材。可他自己说，家乡很穷，
他仇还没有报，一定要快快治好伤。他要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们的体温计是用酒精浸
泡消毒，放在嘴里还有酒精味。他把体温计含在嘴里，一会儿就要换，说是“没味”了。
我有些烦他，改为腋下测体温，他又要求给他一侧腋下夹一只，争取好得快一些。开始
我多少有点嘲弄他的无知，后来想他留在人间已没多久了，同情他，怜悯他，满足了他
的要求。口里含、腋下夹，只要他能得到安慰，就尽量顺着他。
    扶眉战役打响了，医院奉命带领伤病员紧急向临潼转移。
    为祝连山买的棺材里放了很多蔬菜，我的脚不能走，也躺在棺材里，在烈日炎炎下，
任车轮滚滚，摇摇晃晃往前走。
    说也奇怪，谁也没有想到，祝连山竟然没有死，经过几次手术，他的伤口一天天长
好了。我们大家都说不出的高兴，祝连山更是把医院的每个同志当成救命恩人。
    祝连山伤口恢复的时候，我正生病，患的是“回归热”，来势凶猛，一阵寒战之后，
便是高烧，接着人就糊涂了。指导员孙学甫、护士长师仲姚、副班长刘进亮、二班长贺
光耀等经常轮流看护我，但也都束手无策。祝连山更是寸步不离，他不停地取来井水，
为我冷敷额头，并且执意要我仿效他，把两支体温计同时夹在两侧腋下，还要我嘴里衔
一支。我讨厌酒精味儿，不愿含在嘴里，但他不依，而且不停地给我换，三番五次地蘸
酒精。按他的经验，没有味就得换。他还说，夹得时间愈长，好得越快，半小时，一小
时，他也不让我取出来。我不愿伤害他的热心，也只好顺着他，任他施展治疗。他幸亏
不知道有肛门测温，否则也会给我用呢。由于病情的转化，六七天后我体温下降，祝连
山便大讲体温计退烧之神效，令我哭笑不得。五六天后，体温回升，他却又怪我不听他
的话。从此，每次测体温，他再也不离开我，坚持要给我用三支体温计。医师给我用了
一支德国特效药“九一四”，体温下来，再没上去。祝连山比谁都得意，又一次大讲起
体温计降温的神效来。
    祝连山要出院了。他感激我用体温计治好了他的伤，救了他的命，我感激他用体温
计降了我的体温，治好了我的病。
    他拉着我的手，掉下了泪，我看着他的脸，也掉下了泪。他走了，我在床上向他挥
手告别。他还一再叮咛我：“体温计一支不行，两边都要夹；嘴里那支味淡了就换，时
间越长越好…”
    这已是1949年的事，没想到1951年深秋，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又
相逢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正护送伤员渡江，悄悄与舵手说话。不远处的大船上忽然
有人喝问：“什么人讲话？”舵手害怕了，说连长要批评了。接着又是一阵追问，舵手
才胆怯地说：“是与护送军医讲话。”那人喊道：“军医是不是姓高？问他认识不认识
祝连山？”我喜出望外，猛然站起，大喊祝连山，他这时看见了我，一跃到了小艇上，
小艇一阵摇摆，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延安中学转变成医院后，我们师生与伤病员相处中的几个小故事。我
本来并不喜欢医学，正是由于伤病员们为革命流血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我在战争的
实践中刻苦攻读野战外科，最后于1954年秋在朝鲜战场考试结业，成为一名军医。我长
时期为伤病员服务，与他们休戚与共。在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以至在老山前线
或在和平的日子里，我都与伤病员情同手足，和他们结下了永生难忘的革命友谊。
    　　　　　　　　　　　　　　　 （金茂年记录整理）    

　　高耶夫
    男，延中十三班学生。原解放军30医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曾参加西北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医疗工作。
    80年代，又参加了云南前线医疗工作。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出席志愿军后勤英模代表大会。获“人民功臣”、“军功章”等奖章6枚，荣
誉证书一册。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