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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往事 作者: 吕大渝 七 天津岁月 一九五零年二月，我们一家八口从香港回到上海。没多久，父亲被分配到天津民航局工作，先行前往报到。稍后，母亲才带着六个孩子抵达天津。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半之久。 我家先在马场道落脚，不久迁至位于河北路的民航局平房宿舍，最后，因为母亲应聘出任天津民航局的子弟学校培新小学的幼儿园主任，为了便于她就近照顾子女和家务，我家又搬到了学校对街的成都道伦敦里居住。 那时，我和二哥进了培新小学，大哥进了志达中学。在家的大弟、妹妹和小弟由父亲的婶母、从上海来与我们同住的三好婆照顾。 初到天津，我已经满了六岁，进了二年级，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但是，动荡的生活，使教育无法有个连贯性，我的学业便脱了节。这在珠算课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每次课堂练习或考试的时候，我只用笔算写出答案，虽然得数完全正确，但从不写一句珠算口诀，因为我没学过。一旦老师要求我写口诀，混不过去了，我便装病，说自己不舒服，于是，老师就把幼儿园的王主任——我的母亲请来，带我去医务室“看病”。我很紧张，因为我根本没有觉得不舒服，生怕我装病的诡计露馅。但是，天助我也，每次去医务室试体温表，我都被诊断为“低烧”。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真的是低烧，还是因为既然“病人”来了，医生总得有个“说法”？他们说，我发烧的原因是扁桃腺肥大。 歪打正着，没想到，我的装病，给我带来了一段大吃冰激凌的好日子。 当时，正好大弟也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烧。刚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大弟作伴住院，一起去割扁桃腺。手术后，医生说，怕伤口发炎，需要多吃冰激凌。我和大弟住在医院里，天天强烈要求母亲遵医嘱买冰激凌，理直气壮地大吃了一阵，而且，我还比大弟多要了一个洋娃娃。那时中国的人口不似现在这么多，一个扁桃腺割除术还可以让我和大弟住进医院，吃了几天冰激凌，像过年一样快乐。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我的珠算期末考试得了百分制的十五分，出院后，母亲就忙着给我恶补珠算，准备开学后的补考。那时，母亲常说我的“十五分”真让她“丢人”。暑假里，我“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地背了一通口诀，补考得了一百分。补考过后，我不让母亲王主任“丢人”了，也就交了差。不过，如今我还是不会打算盘。 五十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记得在天津民航局一次欢迎苏联专家的联欢晚会上，当司仪报完“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泥湾》”，大幕拉开，我懵懵懂懂地走上台去，这时，一个人走出来，把一个凳子放在麦克风下，接着把我举到了凳子上，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吓得我两腿发软，哆哩哆嗦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了一番。 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独唱演员，一定是母亲的功劳。母亲早年惟一的嗜好，是学生式的音乐舞蹈。在教会弹琴唱诗、教幼儿歌唱舞蹈不说，一九二八年，她参加了《五月的鲜花》作曲者阎述诗领导的沈阳谐和歌咏团，还在进步歌舞剧《梦里桃园》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女神。演出在沈阳轰动一时，并应观众要求，于一九二九年再度公演。直至年逾古稀的暮岁，母亲还应沈阳音乐团体之邀，凭记忆逐字逐句记下了《梦里桃园》的全部词曲，并撰文《忆阎述诗和〈梦里桃园〉的演出》，刊登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的《音乐生活》杂志上。 我登台独唱，虽然使母亲“后继有人”了，但“青出于蓝”并未“胜于蓝”。那年我七岁，首次“献演”，也是首次“现眼”。上台的感觉并不好。这种当众紧张的状况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到我后来在北京东四一中心上小学五年级被课堂提问时，腿还会发抖。记得好心的地理老师尽给我答案极短的问题，诸如：甘肃省的省会在哪儿？我仅答“兰州”二字，便可混个满分。 天津两年半的日子，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生活画面。 在伦敦里的铁栅栏门外，冬天的夜晚，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挎着用棉垫子盖着的竹篮吆喝：“馒头，豆沙包。”路灯昏黄，寒风瑟瑟，没有什么人来买她的馒头和豆包。她实在太老了，我很可怜她。至今我还记得她吆喝的调子。 搬到河北路以后，有一天午饭时，才两岁多的妹妹大曼失踪了。原来，她拿着个搪瓷小碗和一个铝勺，独自走出大门，并沿着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了。母亲把她找回来以后，孩子们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伦敦里。有一天，一个好像刚刚当了新郎格的街坊叔叔，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穿着一双方口没横带的胶鞋，生怕鞋子掉下来，使劲儿勾着脚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我突然想起，他带我出去玩的事并没有告诉母亲。看电影要很长时间，家里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丢妹妹那样着急了；另外，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到远处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变了卦，虽然有点不敢向那位叔叔张口。但最终还是坚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岁月中，许多往日的记忆都是和一些歌曲联系在一起的。 在天津的日子，中国人的抗美援朝，即美国人的“韩战”刚刚开始。当时，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这场“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将军和南朝鲜的“李承晚匪帮”相勾结，把战火烧到了中朝交界的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去“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了。 那时，年轻人都热血沸腾地报名参军。我有个梳着两条很粗的辫子、姓方的女同学，她十八岁的大姐和她的一群同学走出家门的时候，唱的就是《青年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我永远记住了那群年轻人唱着歌走出家门的画面，我也永远记住了那首后来改名为《共青团员之歌》的歌曲和第一次听到它时的悲壮的感觉。那首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所作的歌曲，也和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曲的《海港之夜》和《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共青团员之歌》后来被选作了中学的音乐教材，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后才不被使用了。“文革”期间，这首歌和那些汇编进《外国名歌二百首》中的所有“四旧”一样，被许多插队知识青年传唱。如今，它又成了中国大陆卡拉OK歌厅里的曲目，但已失却了当年那悲壮圣洁的味道。 朝鲜前线在打仗，后方全民总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民族情绪激昂。人们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首饰的母亲把她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同学们比着捐献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和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各个班级也展开了竞赛。就连那时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都是针对当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我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一个联欢舞会上卖花募款，卖的并不是“文革”后上映的朝鲜故事影片《卖花姑娘》里的那种鲜花，而是用纸扎成的小花。我用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托着纸花，走到一对对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面前，怯怯地请他们买花。我那时不过七岁而已，有些胆小。也许正因为卖花的是个胆小的孩子，人们才格外照顾我的生意。 就在人们慷慨解囊的同时，也有打击不法奸商的活动。按时下的话说，奸商给志愿军提供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没有消毒的急救包、假药、变质的食品和烂棉花做的冬衣，导致战士伤口化脓、生病、死亡。很多照片，展示了受害战士的惨状。“三反”、“五反”和“镇反”，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运动。 那个年代，人们都把志愿军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学生们与最可爱的人通信成为时尚，其中更有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他们当中的革命残废军人。还经常有志愿军英雄回国到机关。工厂。学校做报告。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就是从跟志愿军叔叔联欢，听志愿军叔叔讲战斗故事开头的。 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朝鲜战争除了伤残者和阵亡者，还会有被俘的。 稍长，我曾听人悄悄告诉我，从朝鲜回来的中国战俘，日子极不好过。我同情他们。去朝鲜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像我那个粗辫子同学的大姐一样，是充满了理想的学生，也可能是刚刚分到了土地的年轻农民，在就要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新生活时，他们就如《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那首歌唱的那样：“命运使我们这样，离别了妻子和田园，坚强地走上战场……”但是，他们没有万幸地凯旋，他们也没有不幸地死去，熬过了战俘营里悲惨屈辱的岁月，当他们有幸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并没有安抚和鼓励，也没有理解和信任，而像“文革”中的“说清楚会”一样，得“交代问题”，数十年来，背负着“战俘”这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去面对余生。 在残酷的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有时别无选择。如何对待“俘虏”，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就有了歌颂抗日战争时“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跳悬崖”的故事。日本人讲究“武士道精神”，于是就有了无数“剖腹自杀”的事件发生。交换战俘时，有些志愿军战俘之所以选择去台湾作“反共义士”，不仅因为他们身上被刺上了反共的字句，而且也绝不能排除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要说他们回到中国社会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背上了“愧对江东父老”的心理压力。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多少年过去了，不知道我那位方姓同学的大姐如今情况如何？当年和她一起唱着《青年团员之歌》走出家门，奔赴朝鲜战场的那群热血青年的命运怎样？他们是不是都活着回到了中国？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后，举家又迁往北京。 虽然我只在天津住了两年半，但我怀念那里。直到二十五年后的清明节，我去采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巡回演出的话剧《报童》，才有机会第一次重访天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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