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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 作者: 朱亚民 第八章 纵横驰骋战敌顽 从1943年9月反“清乡”一周年，到1944年9月我带一部分部队参加浙东军政大会的一年中，是我们浦东支队继续发展的时期。 在浦东抗日战场上，当时除了我们的部队之外，没有其他可称得上“抗日”的部队。敌人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全力对付我们，与我们展开了一场场伏击与反伏击，围歼与反围歼的生死大搏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纵横驰骋在浦东战场上。 消灭分水墩伪军中队，是这一阶段打得比较早的歼灭战。时间大约在1943年11月份，所以也叫它保卫秋收战斗。 分水墩是奉城东北的一个小镇，现在是头桥乡水墩村。镇很小，但驻着伪保安队的第九中队，有100多人，武器配备较好，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有一定的战斗力。中队长李正权依仗武力，在这一带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秋收以后，他们活动更为频繁，时常下乡抢粮，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我们曾几次想找机会打掉他，但这里离大团、头桥、奉城周围的敌人据点都不过三四公里，打起来很容易陷入四面包围的被动境地。按以往的经验，要消灭分水墩敌人，必须创造条件采取里应外合、速战速决的战术。 我们部队有个王教官，是个反正过来的伪军军官，暂时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为活动方便起见，我委他为副官。他在我面前几次表示要争取立功。我想王教官是客帮人，李正权这个部队也是从外地调来的，客帮人多。他对这个中队的伪军比较熟悉。我就派王教官去李正权部以客帮人身份拉关系，一是摸摸他们的底，二是争取几个人过来做内应。王教官很积极，几次与一些伪军接触，做工作，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这几个人思乡思亲，牢骚满腹，很想脱离部队，王教官答应为他们想办法。他们也愿意配合我们消灭李正权伪军中队，重谋出路。 这个伪军中队驻在镇东陆云逵的轧花厂里。厂比较大，四周有坚固的围墙，伪军住宿分散，就是里应外合，要一举歼灭它也有一定难度。而镇西有个轧米厂，比较小，周围地形好，里面只有一个大仓库，如果能设法把敌人调到轧米厂去就好了。这时，正好新棉上市轧花厂要开工生产。陆云逵想把伪保安队动员走，但这些家伙死活也不肯搬家。我们就通过黄家长堰的黄秉钧出面，找饮和堂药店老板王玉振去做工作。黄秉钧公开身份是伪保长，是我们的情报员，我与他和他的兄弟黄五都很熟，部队经常驻在他家，他家也是个联络点。黄去找了王玉振后，王一口答应。王玉振对中队的那些大小伪军官，一次次请客送礼，软骗硬磨，终于使他们同意暂时搬到了镇西轧米厂去，等花市结束，再搬回来。 这样，歼灭这股伪军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我决定立即动手，要王教官与反正的伪军联系，请他们按时送出“口令”。 1943年12月15日夜晚，我把部队集中到黄家长堰黄秉钧家附近，这里离分水墩只有二三里路。中队长翁阿坤率50多名指战员，由王教官领路，深夜10时许，抵达分水墩敌驻地。由于内线接应，尖兵很快消灭了伪军的哨兵，占领有利地形后，分三路包围了轧米厂。伪军都在仓库里呼呼大睡。我们踢开大门，大喊：“缴枪不杀！”一个伪军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其余都从被窝里爬出来举手投降。翁阿坤命令伪军穿好衣服，到空场上站队。一部分战士把仓库里枪支弹药从枪架上取下来，集中起来，卸掉枪机，交给伪军们背着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全歼伪军100多人，缴获马克沁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60多支。前后仅用了10多分钟。浦东支队无一伤亡。伪军中队长李正权住在镇上，他听到驻地有枪声，情知不妙，便带着老婆逃走了。 我们押着战俘，连夜赶到南汇沿海的塘角嘴。在愿意参加抗日的伪军中，我们挑选了一部分留下，其余的连同多余的枪支和马克沁重机枪，由海船运送到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这也是我们缴获较多的一仗。这个伪军中队消灭以后，奉贤的日军再也没有在这里驻过军，分水墩据点被彻底拔除了。1944年冬初，我们还在南汇北面七灶港处打垮了川沙张阿六、王阿虎一个中队。奉贤四团的石跃章同志在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在我们的猛烈打击下，那些伪军也意志消沉，想寻找出路。南汇七区的征收主任夏筱塘，乘机在南汇东门伪警察所策反了一名伪警人员。他们向我汇报后，我立即派张宝生带了七八个同志，由夏筱塘引路，与这个伪警配合，里应外合，打掉了这个伪警察所，缴获步枪36支、轻机枪1挺、短枪1支，俘获伪警2人。 同一时期，东海情报站负责人郁礼仁，认识了万祥伪军中队里的一个湖南籍班长朱金生。这个人不愿当汉奸，并动员了一些伪军要起义。郁礼仁向我报告后，我派了张宝生、李阿全率领一个小队，由郁礼仁带路到万祥，在这些伪军配合下，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军中队长，12名伪军当即起义，缴获机枪1挺、步枪32支。 1944年初，我们主力队伍已发展到150人左右，部队编成翁阿坤和赵熊两个中队，活动范围也随着扩大。原来我们很少去的奉贤西北一带，现在也经常去活动。有一天，我正好离开部队去开浦委会，部队驻在奉西北的阮家宅，与日本宪兵队在大白天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阮家宅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阮金海的庄院。圈墙屋有好几进，里面有只花厅，远近闻名，老百姓都称阮家花厅。我们怎么会住到这里呢？吴仙鹤的长丰米行有个帐房叫陆良弼，他是个农村知识分子，有抗日救国思想。我们在一起经常谈论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我也向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称赞我们部队纪律好，还要求将他儿子过继给我。我就同意了，并秘密地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部队现在大了，不能在老地方转来转去，准备向奉西地区发展，你那一带有没有合适的宿营地和落脚点。他说，在奉西北阮家宅我有一个亲戚，你看行不行。我说，有机会去拜访拜访。 有一次部队流动到这一带，我就叫陆良弼请宅主阮金海儿子阮德尊来部队见见面。阮德尊是个大学生，曾做过奉贤“忠救军”副司令李文焕的秘书，与我们游击队也有些来往。我把来意给他讲后，他答应愿为游击队服务。平时，这个宅子来人很少，我就把阮家宅作为我们流动部队的一个驻地。因陆良弼的关系，阮也为我们代收些钱粮，并按规定，我们支付一定手续费，有时把一些粮食也存放在他家里，部队随时取用，阮家也有一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部队活动到这里，住在阮家宅，日伪军也蒙在鼓里。 1944年1月30日，农历年初六，晚上雪花夹着雨点，天气异常寒冷。我们支队的两个中队活动到奉贤地区，分别住在阮家宅、张家宅、周家庄、郭家圈等几个宅子上。第二天下午，我们驻宿在阮家宅的翁阿坤中队，在监视泰日桥的一个制高点瞭望哨上，发现有二三十个日军自东北方向，成一路纵队向阮家宅缓缓而来，但又不像打仗的样子。瞭望哨立即向支队部报告，翁阿坤迅速作了战斗部署。他把部队拉出来，隐蔽在阮家宅的水桥屋和“包皮房”里。当日军进至百米距离时，我军突然开火，当场击毙日军6人。敌人乱作一团。这里正好有一块沟头田，比一般大田低1至2米，敌人魂魄稍定，就跳下去还击。翁阿坤中队长立即分两路，一路继续还击，一路向西撤退。赵熊中队也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但因敌据点离我们太近，不能恋战，部队迅速交替主动撤退，自郭家圈向南经沈行前，撤往野鸡窝（今青村乡境）一带。日军被我们的猛烈火力打懵后，也不敢追击，抬了6具尸体回泰日桥去了。这是第一次在大白天与日军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后来我们才知道阮金海有个女儿正同驻南桥的日军宪兵队长小苍打得火热。这一天是日本小队长小苍来拜访他的“岳丈泰山”的，“泰山”未拜访到，倒遭到我们游击队的一阵痛击，险乎丧命。 第二天，日军从泰日桥、青村港、三官堂和南桥等各个方向，出动100多鬼子，200多伪军，一路搜捕包围过来，最后把阮家宅团团围住，歇斯底里地把附近农民抓来毒打，要他们交出游击队。有的农民被打得昏死过去，有的被假枪毙。敌人发泄兽性后，大肆抢劫掳掠，最后把阮家花厅烧个精光，对奉贤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 1944年3月中旬，我们部队驻在南汇朱家店西北角的夏家宅一带。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一块空场地上练拳脚。侦察员跑过来向我报告：“发现敌情。”我想这么早，敌人就出动了，敌人是否知道我们行踪，来偷袭我们呢。我问：“来了多少？”侦察员说：“现在看到的是4个人。”“快把敌人情况搞清楚。”我下了命令。 过了不久，乡保长也来报告了，说：“在朱家店附近有4个敌人，2个日本鬼子，2个税警，是来催缴军粮的。”我想老百姓的年刚刚过完，存粮也不多，所剩粮食要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一定要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我立即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 上午11点左右，翁阿坤中队到达了朱家店附近，选择了一个敌人必经之路埋伏下来。一个排向敌人过来的方向警戒，以防后续部队。朱文彬带另一个排负责消灭敌人。朱文彬同志，共产党员，上海嘉定人，老“二大队”的，作战勇敢。大约隔了一个小时，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朱文彬命令开火，4个敌人就分散隐蔽在庄稼田里。我们火力打不到他们，一阵乱枪后把一个鬼子打伤了。朱文彬提了“快慢机”，一边匍匐前进，一边用枪扫射，双方越来越近，敌人在暗处，朱文彬却战不到目标。受伤的那个鬼子突然一枪，打中了朱文彬同志的胸口。我的小勤务兵潘海根就在朱文彬身旁，立即呼喊：“朱排长不行了，翁队长快冲过来！”这时翁阿坤架着的机枪在六七十米远的屋顶上，翁也看到朱文彬同志倒下去了。他带了几个战士冲了过来，七八个战士一拥而上。两个日本鬼子滚在一起，两颗手榴弹的保险盖已打开，正要向我们投掷时，战士的刺刀已经穿进敌人的胸膛，如果再迟一二秒钟，我们可能有更大牺牲。税警被打死一个，俘虏一个。前后战斗不超过10分钟。我们牺牲了区队长朱文彬同志。 我们考虑到这里离新场敌据点不远，敌人很快会来报复，必须迅速转移。我们回到夏家宅吃了饭，下午3点多钟，为了迷惑敌人，先向坦直方向转移，然后折回，再向奉贤方向转移。 这几天，江南气候变化反复无常，春雨绵绵，寒风凛冽。部队不停地转移，穿插战斗，非常劳累。而敌人呢？在朱家店吃了亏后，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兴师动众，肆意报复，他们躲进据点似乎老实多了。 3月27日傍晚，我们部队从南汇转了一圈后又向奉贤北宋转移。这天，雷雨交加，行路困难。在当晚10时左右，部队终于全部到达了奉贤北宋地区，连常备队大约有300人左右。这里是我们比较安全的活动地区。 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战士全身浸透，像“落汤鸡”一样。我们立即烧水，让战士洗脚烤火休息。我把几个中队长叫来，安排了晚上的警卫，布置了明天的活动内容，规定如果发生意外，各中队下一次集中地址。这已经是我们的老规矩了。这次跟我们部队一起转移的还有浦委的领导人金子明、海防大队队长张大鹏以及何亦达等同志，我们几位领导准备在这里开一次会议。因太累了，金子明决定明天再开。另外，张锡祚同志刚从浙东调来，在支队部等待分配工作。 然而，我们的到达，被暗藏于北宋地区的敌伪坐探察觉。情报当晚送到驻周浦的日军司令部。敌人连夜调集八路人马，倾巢而出，撒开大网，向我们营地分进合击，准备把我们彻底围歼在北宋地区，我们却毫无察觉，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就在眼前。 在北宋，按支队部分配，翁阿坤中队住在宅东南，紧靠便道；赵熊中队住在宅西北，靠近新港；常备大队人数少，同支队部一起，住宅中。四周派出步哨，负责宅边警戒。 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的北宋农村，早晨被一层薄薄的迷雾所笼罩。清晨5点多钟，天还蒙蒙亮，中队长赵熊已带战士在场地上出操。这时几个眼尖的士兵，可能是值班区队长陈金达等同志，忽然看到宅西口的麦垅里，有一只军犬在探头探脑，后面跟了戴钢盔的二三个穿黄衣裳的人。仔细一看，是日本鬼子。情况十分危急，赵熊立即命令举枪射击。清脆凄烈的枪声打破了浦东清晨的宁静。一场浴血突围战就此拉开。 在枪响之前，我还躺在村中洪静贤家靠近大门的门板上，正在考虑当天的工作，突然听到潘海根在外边与一个人讲：“有情况，快叫诸队长。”话还没有听完，宅西头的枪声已起。我知道情况紧急，一骨碌翻下床，一手抓起“快慢机”，一手抓了一条子弹。小潘已站在我身边。我毫不犹豫地命令：“请立即通知鲍季良带领支队部和后勤向东北突围。命令翁阿坤中队和赵熊特务中队全力狙击，等群众安全撤退后，翁阿坤部向东南朝黄家长堰一带撤退。赵熊中队带陈金达、李阿全两个区队完成狙击任务后，往北面周家弄一带突围。你跟鲍季良与几位领导一起走，要保证他们安全撤离。”一连下了三道命令。这时，与我住在一屋的金子明、张大鹏同志等听到枪响也起身了。他们与我见面后，我向他们交待了几句，他们对我说：“我们走了，你注意安全。”我们来不及再讲什么，我只说了：“你们快走吧！”他们就与我分手了。金子明、张大鹏没有武器，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他们与鲍季良带的支队部一起向东北方向撤出。 战斗非常激烈。翁阿坤的“九六”机枪封锁了从东南和南部进犯的敌人。赵熊消灭了宅西的敌尖兵，退守民房里抵抗。 敌人发现我们的目标后，开始猛烈攻击。我们先敌接触的是离北宋最近的奉城日军宪兵队、警备队和伪中央税警四支队一部。因为他们走得快，所以先到了北宋宅。他们遭到我军的突然狙击，先头部队基本上击溃了，后续部队还在路上。而从新场、大团、六灶、周浦、川沙、南桥等地出动的敌人，因路远，再加上一场大雨，路滑难行，还未到达。“分进”是实现了，“合击”未成功。我下命令时，头脑里估计敌人是运用“分进合击”的老办法，既然宅西和宅南先打响，断定敌人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合击”，北部、东北和东南敌人还没有赶到，合围圈还没有形成。所以下达了上述命令。如果再耽误几分钟，另几股敌人堵死我必经通路，部队就相当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一点也不能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我把三路突围的部队组织安排好后，率领翁阿坤中队往东南突围。这一方向是从大团、四团过来的敌人。我们有三挺机枪开路，一路猛扫，逼使敌人分散兵力，我抓住一个缺口，迅速带部队向外冲击。我们的一个班，占领了北宋东南角的牛车棚，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组织几次冲锋，也未能得逞。敌人就连打数发掷弹筒，把整个牛车棚炸毁。我们在那里狙击的一个班几乎全部牺牲。我们冲过敌人的第一路攻击线后，转小弯，出村宅向东南方向边打边冲。与我们一起撤退的还有许多北宋群众。洪静贤医生是跟我一起走的，不幸被敌人流弹打中，不能走路，我背起他就走。我们对这里的河港、小路非常熟悉，冲出二三里，敌人已被我们甩开。洪静贤医生看我背着他走得累，几次求我放下，要我带部队快走。我一直把他背到奉贤的黄家长堰，到那里已经是中午了。 赵熊这一路战斗也十分激烈。敌人拚命追击，我部节节还击，边打边撤，向西北渡过了界河，又遇到西北方向从新场、周浦过来的敌人，经过2个多小时与敌人的拉锯，终于把前堵后追的几路敌人甩掉，撤出了战斗。 鲍季良带的支队部这一路，人少又走得快，南汇这一路敌人没有及时赶到，但他们在路上还是遇到了敌人。因为早晨有雾，敌人才没有发现。这时围攻北宋的敌人源源而来。他们以为我部主力还在北宋，继续用密集火力向北宋攻击，一直打到10点多钟，才发现北宋早已空无一人，是在自己打自己。 北宋突围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浦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敌人动用兵力1000多人，驻上海的日军也出动了，整整打了一个上午，据说黄浦江边都能听到枪炮声。这一仗我部打得顽强艰苦，伤亡较大。我部钟金连、马勇根、张秋癸、朱炳南、华根生、潘龙兴、姚文祥、王友龙、钱玉祥、李连强、吴杰保、姜春南、蒋岳明、陈金龙等20多位同志英勇牺牲了。有一个叫肖引根的战士，奉贤青村港一带人，因大腿骨被打断，不幸被南桥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路鬼子捕俘，关押在南桥司令部的大牢里，发着高烧，神志不清，两天后，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这次战斗结束后，敌人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我们浦东支队完蛋了，还画出了漫画四处张贴。漫画上画着我抱了一挺机枪，坐在二灶港边上，面朝东海“痛哭流涕”，成了“光杆司令”。实际上，我们支队部和两个主力中队除了牺牲20多名战士外，实力未受重大损伤，特别是北宋的群众无一伤亡。而敌人也被我们击毙20多人，伤30多人，付出惨重代价。敌人攻占北宋后，兽性大发，在五六天时间里，不仅把村民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把全村107间房屋焚为灰烬。 这次北宋突围战，从我的思想上来检查，教训也是深刻的。在这之前，我们接连打了不少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敌人的许多据点也被迫撤掉了，加上北宋一带又是我们的游击基地之一，所以思想上不够警惕。其实敌人没有睡觉。而我们在转移时，不仅坐了船，又没有及时处理部队行军泥路留下的痕迹，被一些暗探察觉。结果遭敌围袭，被迫仓促应战突围。这说明不论何时何地，作为指挥员来讲，一定要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北宋的群众是很坚强的，战斗一结束，就在地方党同志的组织下，含泪掩埋了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体。为了帮助北宋人民尽快重建家园，我们部队拨出一笔专款，通过地方党，仅用两个多月，就恢复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北宋战斗后不久，我们终于查清了出卖情报的坐探朱志秀。他是北宋附近人，平时吃点白粉，被敌人收买。他发现我大部队驻北宋的痕迹后，就向敌人告密。这个坐探后来被我们镇压了。 解放后，奉贤县人民为了纪念这次突围的成功，缅怀20多位死难烈士，在北宋村战场原址建立了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供人民瞻仰、悼念。我每次到浦东，总要去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 1944年5月10日，浙东区党委派张席珍同志率杜锐、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倪峻，机要员刘文祥和电台工作人员王光、周岚等20余人，带一部电台，乘海船由浙东北渡，在南汇泥城芦潮港登陆。第二天，我们在奉南界河边的奉贤县瞿家宅一带会合。 我与张席珍已有近两年未见面了，他这次是自己要求回浦东来的。他的来到，使我分外高兴。我们是老战友，相互很了解，工作配合很好。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是为了加强浦东支队的领导。 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张席珍同志任浦东支队的支队副兼参谋长，杜锐任中队副，不久调任支队部作战参谋，其余人员均分配在支队部工作。张席珍等同志的到来，标志着我们浦东支队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浦东支队装备电台后，我们与领导的联系加强了。以前，我们主要依靠张大鹏海防大队传送情报和区党委的指示。有时，我们自己在海边，找海船直接去浙东古窑浦，来回很不方便，时间又长。现在可以天天通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当时，浙东纵队的每一个支队都配备了电台。电台的报务员都是在新四军军部统一培训的，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在特别情况下，还能与其他支队和军部联系。 因为没有电，所以每次发报都要用手播发电机发电。电台功率小，工作时要装很高的天线。每到宿营地，电台的同志就去找高一些的树或竹园，把天线隐蔽地架设好。工作结束后又马上拆掉。所以，有了电台又给敌人多了一个搜索目标。当时我们游击区扩大了，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犯的。电台工作期间，门外有专人站岗，绝对保证电台工作的安全。最累的是发电，因为发电机是手摇的，电压不稳定，又很笨重，每次转移都要抬着，而且经常出故障，遇到紧急军情真是急死人。后来王光同志动脑子，试验用100多节干电池接在一起发报，试验成功了。这样就方便多了。到1945年，我们部队基本控制了浦东平原的农村。支队部也不再天天流动了，有时在驻地一住就是二三天。这时，电台就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在村里架设天线。附近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架设的“天线”，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宿营。群众都向着我们，外面一有动静他们就来报告。 我们浦东支队的电台还发挥了另一个作用。上海地下党也曾用我们的电台与中央联系。 张席珍同志回来后，部队继续扩大，由原来北宋突围时的两个主力中队扩展到三个主力中队，近300人。1944年6月，建立了中共浦东支队总支委员会，鲍季良任总支书记，支队部和各中队，分别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在部队建设方面，除倪德庚和徐黎的“六中”等地方武装外，主力武装作了新的调整，主力部队编序是：一中队，代号英雄中队，中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又称过大队，代号顽强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三中队，原为常备大队，这是我在1943年9月回浦东后，在南汇一区成立的地方武装，由杨明德和王厉生负责。张锡祚同志调来后，杨调支队部任参谋。张锡祚接任杨明德大队长职务。现上升为主力部队后，编为中队，代号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当时我们主力部队采取了精干的方针，以后，就以这三个中队为基础，发展为大队。 我们浦东游击区的发展还为浙东纵队提供了兵源。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后，需扩大部队，纵队司令部指派郁德祥、周九、沈臣良等到浦东扩军。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带领200多青年返回浙东，编入浙东纵队五支队、三支队。以后张晓初与沈臣良又带10多个人去浙东，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几个坏蛋哗变，杀害了张晓初、沈臣良、李俊等同志。后这些坏家伙折返浦东时，一部分被我部抓获镇压了。 1944年的7月7日，我们的部队宿营在界河南侧奉贤县境内的吴家宅、张家宅、北潘家宅和唐家宅，均在头桥乡北宋村一带。宿营唐家宅的紧张中队担任对界河北岸的警戒。 这条界河是奉贤和南汇两县的交界河，河不宽，但地理位置重要。时值7月，两岸护堤草木茂盛，只有站在界河桥头向北望，才能看到南汇村里的情景。我们警戒的步哨就设在界河桥北岸。 大约凌晨3点半，天快蒙蒙亮了。站岗的班长朱木良（原名朱根泉）和战士蔡文龙、倪海彬，听到界河北侧南汇县境内的乔陈家宅附近，传来一阵阵狗吠声。他们立即监视那里的动静。不一会儿，一队黑影由宅内向界河方向过来，有一人从队伍里窜出来，匆匆跑向界河桥边。为不惊动对方，我哨兵不动声色地把来人截住：“不准动！反抗就打死你！”惊慌的“来人”一看是我们游击队，就不怕了，说：“南汇那边来了一批黑壳虫，也有日本人，他们可能要过河，抓我来探路的。”原来他是被敌人威迫来探听情况的老百姓。站岗的把他带到中队部，中队长叫这个老百姓留下暂时不要回去。 敌人见派出去探路的不回来，以为前面没有事，就向桥边走来。约走到离桥50米处，我们哨兵鸣枪警告，命令他们停止前进。 这股日伪税警共27人，是从奉城出动，经南汇县永庆乡第四保，再过界河桥返回奉城的。他们为了“围剿”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晚上，准备天亮前赶回去睡觉。哪里知道，我们部队比他们先到一步，已先于他们在界河桥南安营扎寨了。日伪税警队一夜搜索没有发现情况，到了家门口总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枪声，怕发生误会，也没有还枪，就大声喊叫：“我们是中央税警团！你们是哪一部分？”嘴里还不清不爽地乱骂：“他妈的！老子跑了一夜，困死了，还在这里开玩笑！”中队长张锡祚，已带部队跑步上了界河沿哨位，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听是税警团的，便轻声命令：“中央税警团是敌人，打！”令出枪响，一阵机枪射向对方。敌人立即散开，胡乱向我还击。我们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敌人开始后退。由于我们对界河桥北敌情不摸底，紧张中队又是地方常备队发展起来的，新战士多，不宜追击久战，迅速撤离了这一地区。这一仗，击毙奉城日军宪兵队下士伍长丹生谷等3人，他们是由日本宪兵队和税警团混合组成的夜间袭击队。我部无一伤亡。 奉城日伪军在界河挨打后，经常出动军警到这一地区骚扰，目的是迫使老百姓疏远我们。7月20日上午，奉城伪中央税警团第三大队，由郭大队副带领士兵共17人，又到东新市一带“清剿”。其时，我们正活动于朱行埭、顾家宅、槽坊头等地。我们以静待动，等候敌人送上门来。当伪警行进到朱行埭时，等候多时的翁阿坤中队，从屋顶上突然向敌人开火，击毙伪警中士阚广发，重伤伪警施树根、樊茂昌、刘坤3人。伪税警队遭到我们痛击后，慌忙逃回奉城，我部无一伤亡。从此，这一带的伪警队就不敢再放肆了。 在奉贤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马伯生、丁锡山的徒子徒孙分布很广。奉贤的河流，多数又是南北向的，港上桥梁较少，从黄浦江到杭州湾区域狭小，而且在奉贤中部又有县城南桥的日军大据点，等于卡住了喉咙口。我们要向奉贤西部发展，必须跳过南桥，困难实在不小。 1944年7月中旬，我们派遣赵熊同志率领顽强中队的3个区队，约80名指战员，挺进南桥一带，争取在这里立住脚，以达到打通浦南、浦西的交通线，为部队更大范围的发展创造条件。时值江南夏收夏种季节，我们以保卫夏收夏种为口号进入该地区。 赵熊部队从南汇西南一带出发，进入奉贤西南地区后，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一二十人也奉命配合行动。24日晚10时许，到达西新寺东南1公里的夏家圈（今新寺乡前胜村）以南的夏家宅宿营。夏家宅是村庄，共20多户人家，由东向西排列在夏家浜北岸。赵熊的顽强中队一区队住宅东，二区队与黄志英短枪队住宅中，三区队住宅西。部队派出步哨后休息。 这里虽是日伪的腹地，但地形条件较好，四面环水，芦苇丛生，只要消息封锁得好，部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25日，由于周围据点里的敌人无异常动向，司务长便去西新寺镇采购面条，因为数量较多，引起日伪密探的注意。这天，又正逢农历六月初六，这是上海郊区一带的“猫狗生日”，有“六月六，猫狗洗冷浴”的习俗，天气又闷热，个别战士就下横泾港洗冷浴，这又被日伪密探发现。 敌人得到情报以后，日军一部和伪税警400多人，立即出动，从南桥、柘林分两路，分进合围我夏家宅营地。下午5时左右，顽强中队正在用晚饭，准备夜幕降临后穿过沪杭公路。这时，夏家宅四周均发现了敌人。赵熊中队长立即作出战斗部署。一区区队长李阿全率一个小队，迅速占领宅北有利地形，攻击北路敌人。赵熊中队长和张正贤指导员率一、三两个区队和短枪队，迅速抢占官路，保证部队顺利越过，朝七仓墩方向转移。中队副杜锐为减轻中队部及两个区队的压力，率二区队向南突围，几乎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相互交替，边打边撤，冲过了十几条沟浜，突出重围，来到日伪柘林据点的边上。中队副杜锐判断柘林的日伪军已倾巢北去，便毅然率队冲进日伪据点柘林镇，打得一些守军措手不及，他们通过据点后，跃上海塘，向奉城塘外地区撤退，并在那里与中队部会合。 这一仗，以赵熊同志为首的顽强中队，在孤军深入、四面受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英勇顽强地组织抵抗，最后冲出了重围，毙伤日伪军10余人，包括击毙税警大队副1人。我部在突围中敢于冲进柘林敌据点，击毙日伪军后安全转移，粉碎了日军袭击围歼的阴谋，扩大了我部在奉西南的影响，也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有意义的。突围中，我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顽强中队机枪手祝老福，战士陈祥生、龙青山3人当场牺牲，另一位战士因受重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陈应根、李少锋等4人负伤。这一仗，也说明由于这个地区敌人力量较大，群众基础薄弱，我部要用武装割据办法，通过打通奉西南和浦南的交通线，实现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设想，当时还是困难的。这次遭遇战后，我们撤回部队，开始选择直接通过黄浦江，打通与浦西联系的新途径。 1944年8月21日，我们支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侦察员从周浦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 得到这个情报后，我与张席珍研究，鬼子从六灶转向新场，再回周浦，很有可能要走朱家店以南这条通向新场的小道。如果经过我们驻地，我们就打它一个伏击，如果不经过，我们就不去动他。我命令侦察员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朱家店这个地段伏击敌人，原因很多。朱家店是个小集镇，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在市南口跨五灶港上有一座三堍石桥。桥南不远处，有一个南北向的狭长池塘，池塘东岸是从朱家店通过来的人行道，池塘南端路东的宅基就是张家袜厂，是一个制高点。在张家袜厂到五灶港南滩之间，是四五百米长、五六十米宽的一片开阔地，地里种着棉花。靠五灶港边及棉花地中央，各有几个土坟墩，棉花地东边又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浜。这些地方既可隐蔽，又可追击，离敌人的据点都很远。在3月20日左右，我们曾在这里打过一仗，消灭了4个日伪军。大家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打好这一伏击战，比较有信心。 为了争取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我叫联络员杨金泉伯伯赶到六灶镇，要区长王季贤，镇长徐志良，拖鬼子在六灶吃中饭。10点左右，他们来报告说，鬼子已到了六灶，有四五十人之多，饭后要去新场，可能经过朱家店。 我们根据敌情和伏击的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翁阿坤英雄中队的张宝生带一个班，带一挺“九六式”机枪埋伏在五灶港三堍石桥西北，封锁石桥，切断敌人退路。张锡祚紧张中队的一个班带两挺机枪隐蔽在庄稼地南端，正面打击敌人，由张锡祚阵地指挥。赵熊顽强中队留守在张家袜厂浜东，从东部打击敌人，并调出一挺机枪和一部分战士，由陈金达带着机枪伏于张家袜厂屋顶，控制制高点。翁阿坤中队在指挥部左侧，准备随时追击逃窜的敌人。由于这次来犯敌人较多，而且都是鬼子，因而在敌人进入伏击圈的田埂上设置了“土地雷”。由紧张中队的顾志清负责，把16个手榴弹，4个一束捆扎好，打开保险，每隔七八米埋一束，用一根50多米长的青色麻线把“四束”“地雷”连接在一起，由战士严海彬操纵。各中队按我们的计划，在中午12点以前隐蔽进入预定位置。 这次下来“清剿”骚扰的鬼子是小队长龟田率领的一个小队，共47名。他们在翻译陪同下，10点多钟到了六灶，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下午1点多钟酒足饭饱后，大摇大摆地穿过朱家店小镇，往南再经过五灶港石桥，进入了伏击圈。开头是向导和3个尖兵，20多米后是一纵队鬼子。当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我举枪命令：“开火！”顷刻，正面和侧面埋伏的战士，机枪、步枪齐发，地雷也“轰”、“轰”、“轰”、“轰”连锁爆炸。战场顿时子弹呼啸，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敌人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张锡祚立即命令冲锋，不可一世的鬼子有的负隅顽抗，被战士当场用枪打死或刺刀戳死。由于路西和路南是池塘，鬼子要么往回走，要么绕过池塘往西走，因五灶港石桥已被我堵死。余下的敌人只能争先恐后绕道向西逃窜。翁阿坤中队按预定路线迅速追击，由于圈子绕得大了些，机枪封锁石桥时已有七八个鬼子逃过石桥；没有逃过去的，沿五灶港南岸，过小河直往朱家店以西孟将堂逃去。敌人在过河时，被我埋伏在五灶港北岸的战士用枪打死，有的被手榴弹炸死。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有两个鬼子赤膊钻在棉田里。傅银华等就和鬼子拚刺刀，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几个回合，就被刺死。在搜索“地雷”阵地时，一个躲藏在池塘芦苇丛中的鬼子向战士毛林生打了一枪，毛林生不幸牺牲。战士们怒枪齐发，把这个鬼子打死在池塘里。 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过1个小时，共歼日军34名（仅13个鬼子带6支步枪逃回周浦据点），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新式步枪10多支（这种步枪是当时日本最新式步枪，可以打飞机），其他枪支20多支，弹药400多发，还有太阳旗、望远镜、子弹盒、钢笔、钞票等东西。我们还从鬼子尸体上，搜到许多护身符，形状像一块墨样的木牌，上面写着“武运长久”四个字。这些东西还在部队墙报上展览过。 日军在朱家店受重创后，驻浦东南汇大本营的司令长官召集全县伪区长、伪乡长训话。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东洋先生心里明白明白，区长的百分之三十相信东洋先生，乡长的一半的一半相信东洋先生，保长的统统的不行。诸亚民部队，狡猾狡猾的、坏东西的。”他下令要伪区、乡、保长报告游击队情报，威胁说：“不汇报要死了死了的。”为了报复，日军出动了日、伪军数千人，把整个南汇地区的路、桥全部封锁起来，进行整整半个月的“扫荡”。而我们的部队早就跳出南汇，转移到海塘一带，正在很好地进行休整。 朱家店伏击战对敌人，特别是浦东的日本鬼子打击很大，因为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大的厄运。因此，那些小据点的日军全部撤退到大据点，少数鬼子也不敢出来“清剿”、“巡乡”了。南汇城里有5个鬼子听说要下乡“扫荡”，就上吊自杀了。南汇、大团据点里有两个翻译逃跑，伪军处处向我们打招呼，刘铁城部下主动找我表示“不再为敌”。我军深得民心，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 朱家店战斗也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我军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浙东区党委对这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报》上专门作了报道。全国解放以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连第一个优秀“进攻战例”写进教材。这一仗，我们所以打得好，原因有几条：一是依靠群众掩护，伏击部队保密工作好。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在田里劳动的群众毫不惊慌失措，很沉着，积极配合我们的伏击；二是选择了一个有利的地形，既能隐蔽又便于发扬火力；三是布置比较周密，攻、守、追、堵分工合理，没有让敌人有可逃的地方；四是指战员斗志高昂，不怕牺牲；五是摆“地雷阵”取得了成功。为了纪念朱家店伏击战的胜利，解放后当地政府还在我们的战场上竖起了朱家店伏击战胜利纪念碑。 让那些侵略者永远记住，欺侮中国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中华大地处处是他们的坟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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