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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 作者: 朱亚民 第九章 敌、友、我三角斗争 浦东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不是单纯地依赖于军事战术的正确运用。因为要达到机动灵活地伏击、袭击敌人，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配合。我们除依靠基本群众以外，还要团结中间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浦东地理位置独特，政治环境也独特。由于它紧靠素称“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国民党旧统治基础较强，帮会势力遍布各地，各种政治背景的团伙和人物应有尽有。那些地方实力派、流氓、地头蛇，对江湖上“三教九流”耍弄的两面三刀、欺诈手段无不精通，有的不是什么脚踏两只船，而是三四只船。尤其是在反“清乡”最艰苦的时期，有些中间势力，像变色龙那样，原来与我们有些来往的，这时翻了脸，有意疏远我们。我们一方面要与正面的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有时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有时要打击孤立个别反动的。今天你拥护支持抗日，今天我就团结你；明天你反共投敌了，我就反对打击你。以抗日为原则，广交朋友，争取团结大多数。 另一个情况是，我们浦东抗日队伍中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有的在群众中有不少亲朋故旧，与中间力量甚至顽固派关系密切。另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又是“灰色隐蔽”，有的士兵和干部还是通过我们教育，反正过来参加抗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有的成为优秀指战员和共产党员。其中也有个别的，虽然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恶习难改。但只要他抗日，我们还是要欢迎，要用他们。所以，在抗日队伍里，就存在着统战工作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能为我所用，做得不好，有可能带来严重损失。这种情况，斗争越艰苦，环境变化越大，矛盾也越尖锐。这也是我们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面临的复杂情况。 再有，我们这支部队在成长发展中，与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上层、地方实力派、士绅、帮会头子、工商界、各行各业人士、基层的伪乡保长等都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中，有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曾支持帮助过我们。有的甚至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和对立面，经教育争取成了朋友。因此，执行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有利于我军的发展，还关系到我们部队在这些中间势力中的形象，关系到我们党与这些中间势力今后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浦东抗日游击区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浦东开展统战工作，一些政策运用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与其他地区比较，可能有一些区别，这完全是从浦东实际情况出发的。经验也有，教训也有。但总的来说，我们确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团结了中间力量，打击孤立了顽固势力，使浦东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在南汇有个吴桂全，论出身原来是赶鸭子的，穷得很。他在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投靠国民党政府的奚庚辛门下。他们维持治安是假，发国难财是真。奚是大队长，吴是中队长。后来奚这支队伍被伪军丁锡山收编了。吴桂全的中队长不当了，但他手里掌握了一批枪，靠日伪的势力和这些武器，在地方上敲诈勒索，吃吃喝喝，开香堂收徒弟，成了“白相人”头子，在三区可称得上一霸。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对付韩鸿生、刘铁城这些汉奸顽固派那样，坚决打击镇压。他们是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势力，不能太过份了，总要给他们留条出路，这就要做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四团仓附近的叶家宅，有个叫叶裕根的，与吴桂全比较熟悉。本来他是个普通老百姓，由于同奚庚辛是妻舅关系，在地方上就有了些威望。由于叶裕根住的独立宅基，周围竹园树木茂密，很隐蔽，我部有时在这一带活动，就住在他家。这个人也很好客，思想比较开明，我经常与他讲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对我们部队和我十分敬重，希望能为抗日做些事。 有一次，我们到王家白墙一带活动。叶裕根来见我，他称赞我们部队打了胜仗，表示“慰劳”。我按照“开明士绅”的待遇来热情接待他，请他吃便饭。他表示不仅自己愿意抗日，还说要动员别人抗日。他私下轻轻地对我说：“吴桂全藏有一批枪支，有点油水。”我说：“那么你去给吴桂全送个信，叫他拿点枪出来抗日。” 叶裕根果然找到了吴桂全，对他说：“诸亚民说‘老百姓讲你是真汉奸’。”吴连忙表白：“我不是真汉奸。”叶裕根立即把话接过来，认真地对吴桂全说：“诸亚民知道有一批枪在你手里。你不是真汉奸，就应该拿出枪来，给诸亚民抗日去。”一提到枪，吴桂全愣了，诡秘地说：“你听谁说的？”叶说： “诸亚民说的啊？”吴沉默不语，枪是他的命根子啊。 叶裕根回来给我说后，我感到要给吴桂全一点压力。我就派部队到三区那个地方兜一兜。还把他的徒子徒孙中几个坏的抓了起来，教训一顿后再放回去。 这下，吴桂全害怕了。他就通过叶裕根传话来，说：“约时间与诸队长谈谈。”还说要与我交个朋友。 过了几天，我们部队又到三区一带活动，吴桂全在叶裕根的带领下，来我们驻地。我第一次同吴桂全接触，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一下，向他宣传了抗日道理，指出了抗日必胜的前景，也适当地肯定了他的一些行为。我说：“我们部队在你那个地方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看来你还不错。”我还招待他吃了一顿饭。 他回去后就乱吹一通。说：“诸亚民那里我去过了，我们都是抗日的！”这些话他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听了就疑惑了，因为吴桂全与日伪有联系，经常欺压老百姓，这也算抗日吗？我们立即派黄川农去做这个地方群众的工作，讲明吴桂全还算地方实力派，能拉的要拉，争取他抗日。 与吴桂全谈抗日有好多次，吴到我们部队也有三四次。通过商谈，我们达成了一些“君子协议”。 吴桂全在“三区”一带活动，只要不为虎作伥反对我们抗日，我们不过多干预他，我们派人去那里宣传抗日，吴也不能干涉。关于吴桂全拿出枪来抗日的问题，我向吴提议：“你可以成立一个中队。你吴某人为身价方便起见，不出面也可以。我给你一个部队番号，经费我来出，人和枪你负责，部队在你那里活动。你可以叫你的徒弟来带部队。”讲到中队长人选，我要他自己定。吴桂全听了，枪是他的，人是他的，部队由他控制，不仅不吃亏，还扩充了力量，就满口答应，说：“那好，叫我徒弟倪德庚干！他是三灶人，有点勇气，最好你们也派几个人来。”我说：“你要我派人，恐怕派不出来。我相信你，至于上政治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就这样与吴桂全谈妥了。 1944年夏初，吴桂全就派他徒弟倪德庚，成立了“六中队”，倪任中队长，作为我们浦东支队的一支地方武装，所以叫“六中”，因为那个中队决定在六灶一带活动。 根据我与吴桂全商定的条件，我给这支部队约法三章：第一，一切经费到支队部领取，除了固定开支外，如果不够用，可以报告，但不准以中队名义去敲诈老百姓。我订这条规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部队在地方上收缴税费，权力都在支队部，中队无权；另一方面，如果由他自己收税自己开销，就不会听从我们指挥，这些家伙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第二，为照顾倪德庚家眷生活，由我支队部按月供给大米2石，这比他在吴桂全手下当徒弟要多得多。第三，不准抽头聚赌、敲诈勒索、贪污腐化。如果发现，查到了不要说我们不客气。但这些人嘴上讲不赌，暗地里仍偷偷在赌，我们装糊涂。倪德庚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诚意”，提出要我们派人去，给部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课。我就派部队工作经验丰富的徐黎同志，去当“六中”的政治指导员。徐黎，原名申其琛，南汇县六灶镇西申家石桥人。他去过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抗大”分校任教员，是一个军政俱优、勤奋好学的青年干部。他因回浦东养病，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决定留在我部的。该同志于1945年8月在浦东李家桥战斗中英勇牺牲，时任“新六中”教导员。 这支部队，在徐黎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几个月下来，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比较好的农村青年，经教育，觉悟提高了，我们就把他们作为骨干使用；那些坏的吃不了苦，又偷偷干了些坏事的，怕我们处理就丢下枪，开小差溜掉了。我把这个中队拉到我们支队部，与其他中队一起流动了一个时间，又陆陆续续补充些新队员，充实了骨干。通过淘汰差的，补充新的，就这样这支队伍被彻底改造过来了，吴桂全无法控制。我碰到吴桂全的时候，总是表扬他，说：“你这支队伍大有进步，你那些徒弟还可以，你也出了很多力。”实际上他心里明白，不少徒弟都纷纷向他告了“状”，有的已经开小差，只好怪他徒弟不“争气”，但又说不出口。 后来，倪德庚也感到在部队太受约束，就带了几个亲信单独在外“游击”，不经常随中队活动了。1944年11月，敌人在三灶“扫荡”中，倪德庚被鬼子发现打死牺牲了。我们承认他是烈士。这支部队，挺进浦西后，一个排随支队部，改称警卫排，以后又合并到赵熊的华山部队中去了，留下的部分在浦东又扩建为“新六中”。 1944年夏以后，吴桂全活动的“三区”，我们派了黄川农去当区长。黄是当地人，他带了个短枪队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处罚惩办了吴的一些徒子徒孙，挖了吴桂全的墙脚。吴桂全大为不满，对我说：“黄川农太过分了！”我说：“这是为了抗日嘛！”同时，我也要求黄川农应该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吴桂全手下的人干了坏事，可以点名也可以处罚，但要网开一面，给吴桂全留点面子，还要给他留点财路，使他感到有利可图，这样我们可以稳住他，对抗日有利。后来，地方党派了朱新泉去加强领导，并成立区委，进一步开展那里的工作。 1945年初，主力挺进浦西后，吴桂全翻脸了。他先把我们香店桥瞿家宅的一个侦察员瞿银祥拉了过去，拖枪叛变了我们。还指使人去敲诈支持我们的抗日群众。陈木英是富农，靠拢抗日部队，但不参加部队。吴桂全派两个徒弟去绑架他作肉票，结果反被陈木英只身缴了枪，枪送给了我们。我们主力西进，吴就向陈报复，杀害了陈木英。解放战争时期，吴桂全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解放前夕，吴随残匪逃到嵊泗列岛，妄图苟延残喘。我在嵊泗剿匪时，吴仍被我部活捉。他求我“开开恩”饶恕他。我只能对他说：“为时晚矣！” 把他押回南汇由政府公审予以镇压了。 江锦松是黄家路的一条地头蛇，人称“老狐狸”，也是枪贩子。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撤退逃跑时，不少枪支弹药散失民间，江锦松廉价收购贩卖，赚了不少钱。日军到浦东后，他又投降日军当汉奸，被委任为皇协保卫团团长。不久，他儿子江亚男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当上了伪军区队长，江锦松就退居幕后。 像江锦松这样的人，我们也把他与那些台上的死硬汉奸区别对待，没有放过一切可以为我们利用的地方，但江锦松比吴桂全还要狡猾。与他斗，不仅要勇，更要有智有谋。 在黄家路镇上，我们有两个关系，他们都是医生。一个叫陈山，又名陈明初。一个叫沈三。这两个人，群众都称“三先生”，属地方爱国绅士。由于他们有时给穷苦老百姓看病不收钱，在群众中有些威望。陈山有个徒弟叫王正国，曾经是我们的常备中队长。我们部队的李阿全同志原是王正国中队的，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同陈山取得了联系。陈山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同江锦松很熟，江也对他买点帐，陈山对江也不得罪。沈三没有什么势力，但能洁身自爱，为人正派，有较高的民族意识。我们部队活动到那个地方时，这两个人经常一起来部队，与我交谈交谈。我就通过他俩去做江锦松工作。我的意图是争取不了，至少让他中立。 那时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军在黄家路的据点也不得不撤走了。黄家路离县城比较近，江锦松进退两难，非常恐慌。 陈山和沈三抓住这个机会，对江直言相劝：“眼下在浦东，我看只有诸亚民部队最得人心，老百姓都拥护，你得留点后路。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俩动之于情，晓之于理，连劝带吓，江终于表示愿意与我拉拉关系。 陈山把信息传过来后，我态度非常硬朗。我对陈说：“江要与我拉关系，可以，但江锦松要有实际行动，拿枪出来！”我要陈山把这个话明白告诉江锦松。但江这家伙不像吴桂全，老奸巨猾，也很小气，不给他钱，他就不提这个枪。他是嘴上讲拉关系，实际是敷衍陈山。我要陈山给江锦松严肃指出，江与他儿子都是欠人民债的。陈山就对江说：“诸亚民光火了，讲你目中无人，不‘烧香’，还说你儿子的行为不好，是真汉奸！”这句话触动了江锦松，他想还是“钩挂三方”来得稳当，于是就表示：“枪的问题可以商量。” 这样，我考虑到当时浦东复杂的敌我友关系，照顾到地方实力派的面子和利益，还是采取利用吴桂全扩大队伍这个办法比较策略。因此我们商量叫陈山去给江锦松“出主意”，由陈山去给江“进言”说：“你要诸亚民出钱，他是不会肯的；你真的把枪给他，岂不白白泡汤？我看倒不如你弄几个人弄些枪，到他那里成立个队伍，这样名义上献了枪，实际上枪仍掌握在你手里。”这一番为江“着想”的“知己”话，江听了感激不尽。说：“这办法好，烦你老兄与诸亚民谈谈看。”于是江约我碰头。 江与吴桂全不一样，为了照顾江的身份，我把部队开到黄家路附近后，请陈山秘密把江领到部队。大家见面后先寒暄一番。我就给江分析形势，讲明日军必败，人民必胜。而他呢，却一个劲地叹苦经，尽讲那些“敝人难处”“请诸队长体谅”的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江先拿出了派不上大用场的两门八二迫击炮。这对我们不适用，后来送到浙东去了。1943年秋天，经过反复斗争，像挤牙膏一样，江终于又拿出了7支短枪、3支长枪和一些弹药，才派了几个人来，在我们部队成立了一个小队，后隶属于一中队。这次斗争的成功，两位“三先生”是有很大贡献的。陈山同志后来参加了我们队伍，任一个地方中队的中队长。 江锦松这老狐狸在出了这点“血”后，也想捞回本。他在那个小队里安插了两个亲信。江给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找机会把我干掉，第二，设法把队伍拉出去。这个阴谋怎么败露的呢？原来，江派来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张云飞，任班长。他到我们部队后，接连生了几场病。第一次生病，我们尽力照顾他，所有费用由我们开支。第二次生病，我又把他安排在由我一个地方中队控制的五区水月庵一带养病，照顾得很周到，病愈后安全归队。这两次对张云飞触动很大，再加上他看到我们官兵平等，吃饭、穿衣、津贴都一模一样，于是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张云飞主动跑到我跟前，揭示了江锦松的阴谋，并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缺德的事情。”我说：“你这样很好，还可以留在部队为人民立功。”而另一个家伙，不但不肯坦白，还不时催促张云飞抓紧完成“特殊使命”。我们就把这个家伙抓起来审问，搞清后予以处决了。 这一下江锦松的如意算盘全落空。 这一消息传到江锦松的耳朵里后，他拼命抵赖，惊恐万状。我又给他施加压力，请人把话传过去：“江锦松太不像话！”江迫于无奈，又拿出一挺重机枪来表明“心节”。后来，我把重机枪送到浙东司令部去了。 三灶地区有个伪镇长，叫金镜明，绰号“老黑鱼”，也是“三灶”一霸，狡猾得很。他先投降日本鬼子，在伪军里当小队长，不久不干了，但偷偷藏了一部分好枪。有了这些枪，他可以随时拉队伍欺压老百姓。我们知道后，叫一个伪保长去做工作，要他把枪交出来支持抗日，金不理睬我们。后来，我们又叫一个保长再去告诉他：“你既然不干坏事，枪就拿出来，否则不要说我们不客气。”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交出了3支崭新的驳壳枪。 当时，在我部强大军威震慑下，有些伪军考虑到利害关系，对我部不敢为难。如外三灶港口，由伪军王阿弟部队把守，但我们的船只，包括浙东纵队海防大队的船只，都可随便进出，不找麻烦。“海大”的船，在浦东的薛家泓、潘家河、老港、小洼港等地都可停泊。很清楚，谁敢动共产党游击队，决没有好下场。 我们对这些狡猾的地方实力派做工作，所以能取得成效，主要是：第一，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实力，是真抗日的；第二，我们纪律严，军威高，说话算数；第三，老百姓拥护我们。 南汇县的五区和六区，东起奉川公路两侧，西至黄浦江，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原来是“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的活动范围。这支队伍，在“清乡”期间撤到了浙东，在那里与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搞“摩擦”。在一次反顽斗争中，我们把该部齐元省、郭文英两名中队长抓住了。 齐是中队正职，特务出身。郭是中队副，工人出身。经过教育，他俩认识走错了路，表示要参加我们的抗日工作，将功补过。浙东部队要他们留下，他们要求回浦东。部队有关领导说：“那么也好，你们要去浦东抗日，就去找诸亚民。”他们两个拿了浙东部队介绍信到浦东，找到了我。 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先把他们留在支队部与我们一起活动。为了考察和教育他们，我一有空，就找他们谈心。郭文英比较单纯，我不断地对他进行民族教育和阶级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对齐元省主要是民族教育，给他讲，如果我们部队纪律差，赌博、吸毒、欺压百姓，这都是在给民族丢脸，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讲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他改掉国民党军队的恶习，使他对我们部队有较深刻的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我决定任命齐、郭两人为正、副中队长，拨给经费和枪支弹药，到他们熟悉的南汇县五区，开展抗日活动。 我派他们去五区是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的。“清乡”期间，王伯祥部在“五区”撤走后，那里敌人势力比较强大，“忠救军”也有一定的基础，它离我们中心活动区又较远，我们没有一支部队能在这里经常活动。齐元省和郭文英原来就在这一带活动，现在派他们去开辟，工作容易开展，也好隐蔽，是很合适的。我要求他们抓好部队组织纪律。我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带的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不是欺压老百姓的“忠救军”。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对我说，钱不够用到支队部来拿，家眷的生活我们包下来。千万不能用枪杆子去敲诈老百姓。”齐、郭两人感到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共产党既往不咎，还得到信任，很受感动。他们很愉快地带了部队到了五区，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又通过地方党，派孙平心同志去做地方工作，开辟和发展这一地区的群众工作。 他们去后不久，有个过去与齐元省一起的朱三官，家庭出身大地主，也拉了一支部队，在这个地区活动，隶属于马伯生“忠救军”。朱三官人多枪多，力量比齐大，提出要齐的队伍与他一起活动，想把齐搞掉或者把他的部队拉过去。 齐来找我，问怎么办？开始我定不下来，我又找郭文英进一步了解，获知朱三官确实图谋不良。于是，我就同齐、郭一起来研究对策。齐只要求我把部队拉过去显示显示力量，吓吓朱三官就行了。但我想：齐力量小，我吓跑朱三官，他会再来找齐的麻烦，只有把朱三官搞掉，齐元省才能站住。我说：“这样吧！你把部队带到邵家楼以南一带活动，当朱三官部队向你靠拢时，我们再设法解决他。”齐元省同意这个做法。 过了几天，齐元省带部队到邵家楼以南一带流动，朱三官跟了过来。齐立即派人把朱三官的宿营地址告诉了我。我就把部队秘密拉过去，顺利地进入了朱三官的驻地，把朱三官抓起来枪毙了。缴获的人和枪，我全部给了齐元省。我说，你去好好发展队伍，把这个地区的抗日活动开展起来。 从此，齐对我们更加赤诚相见，抗日意志更坚定。他积极主动向敌人出击，有一次把一小队伪军打垮了。1943年5月，在陈行附近鬼子抓住齐求战心切的心理，故意弄几个伪军作诱饵，齐元省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急于出击。他一打，伪军就逃，他不知是计，就跟踪追击，结果追到鬼子的伏击圈里。他和郭文英当场壮烈牺牲，部队也打散了，一部分枪落到川沙“忠救军”张阿六手里，逃出来的只有通讯员小朱。 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环境非常险恶，我们如何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愿意抗日的原国民党军队基层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对这样的人，只要经我们考察认为是可以用的，就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我们之所以要起用齐、郭两位，并派他们去“五区”开辟工作，决不是想当然的乱用，而是用之所长。事实证明，由于我们正确使用了齐、郭两位，过去一直没有真正能打开局面的南汇五区、六区的工作，终于开展起来了。虽然这支部队跨了，但从周浦到黄浦江这一地区的党的工作发展了，为以后我部西渡黄浦江，实现浦东、浦西联成一片开辟了一条通道。齐、郭两位烈士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南汇老港是浦东在东海的出海口，蒋树楼拉起一支队伍把持港口。鬼子大“扫荡”后，这支队伍投降了日军，改编成伪军，蒋树楼仍然用这支队伍控制老港。我们与蒋树楼接触过几次，他基本上不反对我们。为了保证这条从浦东到浙东的安全出海口，我们也给蒋树楼留条财路，不去触动他的利益。蒋树楼为了站稳脚跟，对日本鬼子投其所好，专门从上海搞来一些妓女，请鬼子的客，这样鬼子就对蒋另眼相看了。而蒋树楼呢？太太平平地去做他的生意。 当时，我们部队枪支缴了不少，但短枪和子弹比较少，而用量又很大。我们研究决定，找蒋树楼想想办法。因为他关系多，能否通过他的关系给我们买些枪支弹药。我们把这个意思给他说后，蒋对我们说：“温州那里有枪，可以通过国民党军官买到，但要送厚礼。”我们要求由蒋出面，用蒋的船，通过他的关系去买。蒋同意了。 蒋树楼讲的“厚礼”，就是当时市场上不易买到的荷尔蒙注射液。当时温州没有沦陷，那里的国民党军官十分腐败，天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些刺激药十分抢手。为了搞到枪支弹药，我们派人到上海租界的药房里，高价买了这些东西。 派什么人去合适呢？为了让蒋树楼放心，我们派了中队长周志萍去。周志萍是蒋树楼的朋友，原来是常备中队的，他会“白相人”应酬交际的那一套，蒋又比较信得过他。为了防止意外，又派了共产党员卫民同志同往。我们准备了两大海船“花衣”（即皮棉），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 周志萍、卫民等到了温州后，把花衣卖掉换了钱，通过蒋树楼关系，用那些高级“礼品”，买通国民党军官，层层打通环节，买到了五六支“快慢机”，1000多发子弹。周志萍到了温州后，原有的恶习难改，手头又有了一大笔现钞，加上温州生活方式腐烂，很快堕落了。他整天花天酒地，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怕卫民揭发他，就想把卫民拖下水，但遭到了卫民的严正斥责。周企图赖在温州不回来。卫民同志好说歹说才把周劝回浦东。 回来后，卫民就向我们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审讯周志萍，经查帐核实，许多钞票被他吃喝嫖赌花掉了。在浦委书记姜杰主持下，于1944年五六月间，公开枪毙了贪污腐败分子周志萍。 我们这次假蒋树楼关系去温州买枪，虽然花费不小，但这些粒粒能打响的子弹和崭新手枪，还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个做法，后来也得到浙东区党委的肯定。 奉贤泰日桥有个小学教师叫张尚德，是鲍季良的表亲，抗战开始后失业在家。1943年冬，由上海《申报》馆潘姓编辑的关系，张结识了驻泰日桥的伪保安第五中队区队长沙干臣。他发现沙有爱国之心，并有弃暗投明的表示。沙求张想想办法，张表示愿为他寻找一条出路。 身为国民党员的张尚德，深知“忠义救国军”名声不佳，就通过鲍季良的关系，直接找到我。我听完张介绍沙干臣情况后，首先称赞张尚德先生。我说：“张先生深明大义，难能可贵啊！欢迎欢迎。”又说：“如果张先生能够把沙干臣的这个中队拉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对抗日的很大贡献，我给你100万元奖赏，你去活动吧。”张尚德点头称是，敬佩我们的气度，表示尽力而为。我向他交待了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100万元，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能买200多石大米。当时我们经费还不充裕，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但我想，哪怕吃咸菜、豆腐汤，花这笔钱也值得。泰日桥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为了敲掉它，已打了几次。沙干臣的那个伪军中队，有一定战斗力，武器装备较好，如起义成功对全浦东震动会很大，我们也可以得到发展。我读过《孙子兵法》，十三篇《用间篇》中说，你要用间谍这种人，是不能怕花钞票的。刘邦打项羽就是这样，叫陈平搞反间计，把钱用尽就是了，否则垮了台钱还有屁用。我们若把江山丢了，钱还有什么用。何况，他起义不成，我也一分不少。 经过张尚德数月的工作，沙干臣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沙委托特务长潘文华（后改名丁坚）为全权代表，与张尚德一起到我们支队部商谈反正事宜。张尚德和潘文华向我汇报了沙干臣率伪军中队反正的决心和可能性。我表示：浦东支队欢迎沙队长率部起义，在必要时我们密切配合行动，具体日期另行商定。在谈到起义具体事宜时，我说“起义后必须向日军开火，以示真正的爱国心”。这一条件一点也不过分，也是接受了以往伪军假反正的经验教训。只要向日军开火，即使假戏也是真做了。他们表示同意这么干，回去一定向沙队长转达。 潘文华来我们部队，还有一个任务，他要具体摸清我们部队的底细，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不准备把部队拉出来。经他来部队与我多次谈话和观察，断定我们是新四军。所以，谈判结束后，潘文华向我谈了他个人的事情。原来他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苏北六师敌工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嘉定搞策反伪军工作，不久该部调防到奉贤县，他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要求我给他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我向他表示：“你的组织关系，由我们负责与上级联系，这次策反工作务必做好。”我感到这位同志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认真负责地做策反伪军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我高度称赞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1944年4月28日，潘与沙干臣密议反正行动计划，直至深夜。潘在返回驻地的路上被日军扣留，经再三申辩后才获释放，但他的行动已引起日军怀疑。次日，日军宣布把他驱逐出泰日桥镇。潘文华以了结经费需下乡数天为由，被获准暂留数日。这一意外事故发生后，沙干臣命令潘立即带了2名可靠士兵，离开泰日桥，赶到我们支队部，汇报紧急情况，与我们商定了反正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项。 1944年5月3日傍晚7时许，一区队长沙干臣、中队特务长潘文华，率伪军保安第五中队在泰日桥宣布正式反正。中队长张潮毅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企图制止，反正部队立即将其击毙在中队部门口，同时被击毙的还有三区队长陈静波及中队长亲信3人，击伤二分队长等2人。反正部队还以坚决迅猛的动作冲进日军警备队，击毙日军7人，击伤日军警备长烟野少尉及士兵2人，缴获步枪2支。接着，沙干臣等近百名官兵，携带轻机枪1挺、步枪70余支、短枪2支以及全部弹药，迅速撤出泰日桥镇，与接应他们的浦东支队小分队会合后，队伍随即到我支队部，在南汇县塘东地区流动了几天，5月底由海防大队把他们转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得到纵队首长的热烈欢迎。 部队离开浦东时，支队秘书鲍季良按潘文华提供的花名册，每人奖励大洋4元。为表彰张尚德先生策反成功，鲍秘书代表部队酬谢伪币100万元。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入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沙干臣同志也参加了革命队伍。1947年1月，沙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七团二营副营长时，在山东鲁南战役中英勇牺牲。 在复杂的敌、友、我斗争中，我们在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化敌为友；敌人也会利用各种关系，抓住我薄弱环节，打进来，拉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反“清乡”斗争中同样必须面对的现实。黄志英的叛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也是深刻教训。 黄志英是七仓墩一带人。他早年在周大根领导的“保卫二中”干过，部队被敌人“扫荡”遭到重大伤亡后，他回家了。地方上成立守望队，因黄在部队呆过，就请他当队长。后来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支守望队收缩过来，黄也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1942年部队从浦东到浙东时，他没有去。我带11个人的短枪队回浦东，专门选择了徐宝生，就是因为徐宝生与黄志英比较熟悉。我回浦东后，黄志英是第一批归队的。 在反“清乡”斗争的初期和中期，他在除奸和攻打敌人据点等许多次战斗中，表现较好，也是敌人悬赏通缉的重要对象。他活动能力较强，也能打仗，但喜欢独立活动，过不惯与部队长期流动的艰苦生活，所以经常向我请求“特别任务”。我也用其长，有时叫他带几个人，去完成特别使命。那时候，敌人要抓他，杀他，他没有动摇。但到了反“清乡”后期，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反动派也重视用收买的办法来瓦解我们的队伍。黄志英活动范围大，特别使命多，与各种人接触多，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带了一二十人在奉南活动，在顽固派名利的拉拢下，慢慢远离我们。 收买拉拢他的是国民党“忠救军”马伯生。开始的时候，马伯生对他讲：“你跟诸亚民抗日，命赔了，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跟我马伯生至少日子还好过。”顽固派从生活腐化，高官厚禄下手，给他弄了个漂亮的小老婆，吃喝挥霍。钱花光了，他就开始不通过我们，在外敲“竹杠”。思想越腐败，越想动歪脑筋搞钞票。当我离开浦东去浙东开会期间，马伯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收买黄志英，除了生活上继续满足他的需要外，还造谣说：“诸亚民在浙东被软禁起来了，不会回来了，没有诸亚民你命保不住，还是到我这里来吧，我给你当一个大队长。”黄信以为真，迅速叛变。他为了抢夺我们征收的爱国捐，杀害了卫民同志，并把一个一二十人的特别行动大队拉到马伯生的“忠救军”里去了。 黄志英叛变时，我正在浙东开军政大会。1944年11月，我从浙东开完会回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给我震动很大。我与姜杰同志商量，由姜杰同志起草，以我的名义给黄志英写了封信。信的意思是：你黄志英跟国民党跑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不讲信义，你不要上当，只要你肯回来，你以前的那些错误，我们可以不计较。同时告诉他，我们的枪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你不应该拿走。黄志英收到信后，写了封回信给我们，由黄志明送来，并把六七支短枪还给了我们。信的大意是：我黄志英来得光明，去得正大，跟你跑了这一段时间，也算对得起你诸亚民了，枪还给你，但你们的部队我是不干了。 黄志英的叛变，使我再次认识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部队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涣散。一个军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没有灵魂。勇敢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和目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政治上彻底觉悟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舍生取义。 黄志英在青村港、塘外一带有他的基础，如青村港一家茶馆的老板就是他的眼线。他叛变后，在马伯生部当一个大队长，我曾想组织力量把他镇压掉，但不久，因部队西进执行更重大的任务，没有实现。 解放战争期间，黄志英又看到国民党没有前途，想脱离国民党部队重新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事机不密，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枪毙了。这是黄志英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 黄志英这类人，因政治上不坚定，在敌人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下，叛变了，但真正的革命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我们的卫民同志就是榜样。他在叛徒、变节分子的威逼利诱面前，正气凛然，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拒腐蚀、永不沾，直至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卫民是南汇县四团仓北人，他与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张闻天同志有亲戚关系。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南汇二中“文化教员”，五大队常备大队中队副、指导员等职，在部队里作战英勇。他也是我回浦东后，与陈金达同志等第一批归队的。1943年9月，我部在与奉贤新寺附近的日伪发生遭遇战中，他的下腹被打穿了，鲜血直流，他忍受极大痛苦，隐蔽在河边的秆棵柴荡中，后在一个老百姓的掩护下才脱离敌人的搜捕。 卫民伤愈归队后不久，我们正组织去温州买枪，因不放心周志萍，就派了卫民随同前去。临走时，我对卫民说：“周志萍是因蒋树楼的关系要他去的，钞票都在他身上，这是浦东人民的血汗，你跟去就是要周志萍把枪买回来，你和周志萍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要你去是因为我们信任你。”到了温州后，他牢记我们对他的重托。周志萍吃喝嫖赌，怕卫民揭露他，就企图把卫民也拖下水。有一次，周志萍弄来一个妓女，推到卫民房间里，无耻地对卫民说什么“钱我付了”。卫民把这个妓女赶了出去，对周说：“钱是支队长叫我们来买枪的，怎么可以这样花呢？”周大为不满，扬言要留在温州不回浦东去了，要挟卫民要投奔国民党。卫民一看这样拖下去不行，不仅枪买不到，钱也被他花光，时间一长周志萍很可能公开叛变。卫民假装对周说：“这里我们孤身两人，本钱不大，还是先回去交了差，下次来温州多带些人和搞些枪，投诚才可立大功！”周志萍手里的钱也花光了，温州也呆不住，只好跟着卫民回浦东。回来后，卫民立即向我们揭发了周志萍的罪行。 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卫民同志被分配到鲍季良同志领导的征收队工作。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经费，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说：“部队的钱来得不易，能省就省。” 1944年秋，卫民被派到奉贤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的地区活动，负责三个区的征收工作。黄志英为截留征收资金，拉拢卫民，要卫民在支队部面前讲好话，还企图贿赂卫民。卫民毫不动心，向支队部如实作了汇报。黄志英为掩盖其不良用心，对卫民同志怀恨在心，寻机予以报复。 1944年10月9日傍晚，天色已暗。黄志英的部下宋治平，外号叫“小白皮”的，带了10几个人，到奉贤三官堂地区。卫民正在盛阿弟家与征管人员开会。宋治平这些家伙，走进去用手枪威逼卫民等同志，把他们一个个“请”出屋外。盛阿弟的母亲一看苗头不对，恳求小白皮：“卫主任邪好的，不可得罪他！”这些家伙带走了卫民，走出几里路，到了一个牛车棚里，几个征收人员被释放了，但卫民却被绑了起来，押到奉贤三官的塘外地区，在那里被杀害了，是年28岁。 卫民同志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为了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和革命气节，而被叛徒、腐败分子杀害。我们与敌人进行这种斗争，同样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敌人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把我作为重要目标，为了把我除掉，可谓“机关算尽”。江锦松派人谋害我就是一例。敌人以后还有多次，甚至还要老百姓削尖了竹子刺死我，说我的枪是经常打不响的，真是又气又好笑。那时，我考虑的只是带好这支部队，个人的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无所畏惧。浙东纵队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专门来电指示，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吃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自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拖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队部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深夜回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了。我奋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放哨机会，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分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暂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失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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