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是自信者的专利，同样，成功也仅仅垂青自信的城市。当一个城市上上下下都坚信自己的明天光辉灿烂的时候，这个城市毫无疑问将驶入起飞的跑道。

我们必须建立起城市的自信心，因为今天：

一、全球的消费者正消费着全球城市

WTO时代，作为消费者，我们既消费商品和企业，也在消费着全球各地的城市。当我们乘坐波音飞机，我们就在消费西雅图；当我们使用一台苹果计算机，我们就在消费硅谷。

工业是这样，第三产业也是这样。每天有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城市之间流动，所有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消费着这些中心城市。

昨天，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看是否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产品，今天更多地要看有没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城市。昨天，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代表是企业，今天这个代表是城市。于是，全球的城市在这种消费中处于相互竞争的关系。放眼世界，人口和经济活动正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引人注目的是：

大城市的人口更多了：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数量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1993年，全世界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已达316个。比起1964到1980年的十几年，在1980年以来，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增加了2．35倍。而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则增加了6．37倍。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100个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1950年为210万人，到1995年已超过500万人；

大城市的面积更大了：形成许多以大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城镇化地区的大城市地区；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城市化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人口众多、面积惊人；出现了大城市群：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区连成一体，形成城市群。这种高度集中的态势和格局产生群集整体效应，致使城市功能十分强大。"城市群"的概念首先是由法国学者戈特曼于50年代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客观上形成的城市群后提出的。在70年代，他又提出世界的城市带主要有6个：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城市群；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城市群；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城市群；从伦敦经伯明翰、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英格兰大城市群；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北部工业密集区的西北欧大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这些大城市群就是全世界消费者们的主要消费品。被全世界所消费才是今天的赢家。

这就是今天中国城市面对的世界背景。它很象20年前中国的家电产品在世界上遭遇的境地。但是20年中，中国的家用电器产品，通过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早已夺回了国内市场，并且向着世界市场高歌猛进。其中原因很值得城市经营者借鉴：

第一是竞争；

第二是品牌。

竞争多么好！我们的城市必须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坚定信念，主动参与竞争，创造自己的名牌城市！

二、迎接中国城市化的英雄时代

未来二十年，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度将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已经进入纳瑟姆曲线上升的拐点，这首先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曙光：

1、大都市迅速成长

北京申奥成功、南京成功举办华商大会、广州成功举办九运会，中国的大都市在2001年先后亮相。曾几何时，上海已经把九十年代初全市誓师的悲壮扔到了太平洋。从经济实力、基础设施、要素集聚能力、国际化程度等发展趋势看，今天的上海在中国大陆最具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潜力，经过了近30年"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曲折道路，上海作为中国大陆首位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被重新认识，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上海以世人瞩目的速度和建设质量迅速跃升。世纪之交，一个财富论坛，一个APEC会议，使上海令世界刮目相看。按照10年来的速度和路径，上海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中，进一步提高在亚洲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成长为国际性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成为带动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旗舰。

上海的重振雄风，是和他树立"共和国长子"的自信，从"精明不高明"中走出来分不开的。上海市的领导曾诚恳地对兄弟省市明确表示上海的自我心像："经济中心的形成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围地区的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因此，上海的发展和浦东的开发与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唇齿相依。可以这么说，长江流域经济繁荣之日，就是上海经济振兴之时。而上海的振兴，必然带动长江三角洲更加繁荣。"
90年代，上海的城市定位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看，可以是一个产业中心，也可以是一个消费中心，但从推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繁荣出发，上海更应该大力促进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的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和组合，成为一个商品和生产要素大流通的中心。这样既不与兄弟省市争资源、争市场，又可以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综合功能，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上海提出开展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明确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指导思想，同兄弟省市共同探索开展国内协作的新途径和新形式。1996年，上海又提出经济工作要实现五个"同时"：即商品流通要在注重自身"万商云集"的同时；积极促进长江沿岸城市及全国商贸的共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要在注重内部战略性调整的同时；积极推动长江沿岸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在注重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同时；加强枢纽功能的重大项目建设，资金融通要在注重吸纳的同时；增强向长江流域及全国各地的辐射，企业经营要在注重商品生产经营的同时；开展跨地区资产经营。（康燕，2001）

如果按城市发战略的指标，这些信息是太粗放了。但其中透露出的长子神态，叫周边的城市也叫上海自己对未来充满信心。

2、大城市群初具规模

从世界各大发达国家看，国民人口都走过了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分散的中小城市到大的中心城市、大城市群的集中过程。中国人口密度高，可利用国土面积并不充裕，中国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模式中离不开大城市圈的发展模式。

中国大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和辽中南地区已初见端倪，宜昌市市长孙志刚在他的《城市功能论》中一一列出：

——长江三角洲以沪、宁、杭为核心的城市聚集区，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城市群（或城市带）。该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的14个市及所辖的71个县（市），上地总面积约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400万（1995年），分别占全国的1％和6．2％。该区域以上海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为次要发展极，宁波、南通为次要口岸，宁一沪一杭一甬铁路为交通走廊贯通全区，大运河、长江航道及沪宁抗高速公路与铁路轴线多层平行，全区有近30个建制市和大量发达的小城镇。该区域近20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区域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间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联系日益加深，区域集聚、轴线发展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带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珠江三角洲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为核心的城市集聚区。香港、广州为主要发展极和主要口岸，广九铁路、九龙一深圳一广州一珠海高速公路组成发展走廊。就近依托香港、澳门是该区域发展的独特地理背景和最有利的条件。它面积虽小，但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于最快的地区之一，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其总体实力可与长江三角洲匹敌。珠江三角洲的中山、惠州、佛山、东莞、南海、顺德、江门等中小城市发展也十分迅速，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聚集区或城市带之一。

——京津唐地区。这个地区城市群结构特点是以北京、天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和大城市唐山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靠近、蔓延。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大港为出入港和对外口岸，它还包括廊坊等中小城市。

——辽中南地区。以沈阳、大连为中心，以大连为主要对外口岸，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铁岭等组成中国最密集的大城市聚集区。

除以上四大城市聚集区具有世界水平大城市群潜力外，已具雏形的中小城市群还有：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和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京广十字交叉地带的城市群、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

但是，由于行政区划与城市群空间的不对称，中国目前各大潜在的城市群尚没有一个通过城市间的协调，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资源共享方面迈出实质的步伐。

最近湖南省宣布将突出发展长沙、株洲和湘潭3个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尽管上述三市比之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说，经济总量上有着相当的差距，且位于一省之内，但是湖南省的这一个宣言，就在创造着一个城市化的新预期！

3、明星小城镇星光灿烂

大城市不会孤立地发展，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是小城镇发展最重要的依据。

90年代初，在"小城镇、大战略"这个一度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上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建制镇数目迅速扩张，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约5倍。由于我国辐员广阔、区域差异太大（例如西部地区许多建制镇人口不足1万，而深圳的布吉镇人口50万），单纯强调发展小城镇的战略在全国推行中普遍出现了诸如建成区达不到经济规模、人气不足、镇财政收不抵支等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当前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集镇的数量在减少，建制镇数量也在规模扩大中适当减少，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地处大城市群中、条件好、潜力大的以主体交通和绿化带与中心城市连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大多数小城镇发展成为万人左右或以上，交通方便、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对农村经济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小城镇。

4、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充实提高

近两年，到全国各地出差的人们会不约而同的发现，各省的省会甚至是一些偏僻地方的县城，都在迅速地改变面貌。

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万人，如低于10-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偏低。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

区域性中心城市一般是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全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是小城市的7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因此，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走规模城市化道路成为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

当前中国各省区都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充实提高本省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具体做法是，适度扩大现有中心城市规模，在城区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布局，发展功能性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区域性的经济、金融、信息、文化和科教中心。

5、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成长

近年来，我国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得到长足发展，如西安、兰州、西宁、成都、重庆、昆明……在西部大开发中担当起龙头作用。其实有学者已经提出，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中，正是西部的城市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东部的一些小城镇在实力上都超过了西部的一些地州。比如青海只有一个地级市，其他都是县级市。这种格局中如果不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就缺乏经济的动力。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国低5%——6%，由于西部人口密度低、地广人稀，许多地区还没有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中，与东部城市结构的选择当然不同。在不可能迅速长出城市群的时候，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络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按市场规律、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在2010年前把中西部一些有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6、沿海城市高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中国沿海省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批海岸城市的财政收入超过了省会城市：大连超过了沈阳；青岛超过了济南；宁波超过了杭州；深圳超过了广州。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起内陆城市来，海岸城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全球竞争体现为全球各国城市的竞争。竞争的前沿是海岸城市。海洋不仅是人类最大的贸易平台，也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区域。每单位面积海洋可有3倍于同等面积土地的产出。近代以来全球战略都是围绕制海权展开的。德国地缘战略家豪斯浩弗说，一个大国要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以使其对陆域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

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10公里的沿海地区——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作出的估计；而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预测，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海岸地带因其环境交换量大，人均生态占用少而成为最适宜人类大规模聚居的区域。全球所有国际性城市无一例外是海岸城市。

在中国，直到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现代海岸城市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上海浦东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的海岸城市带正开始形成。然而中国沿海省份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40%。中国距离一个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

90年代初，一大批沿海中小城市脱颖而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许多昔日一两万人口的小镇，现在已经变成一二十万乃至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山东的威海，江苏的张家港，广东的中山、佛山和珠海，浙江的湖州等，成为这一时期的明星城市。这种人口吸纳能力是内地城镇无法想象的。这说明无论从环境容量还是就业机会，沿海城市都大有作为。

海岸城市的崛起不仅说明了海岸城市的自信，也透露出，中华民族在太平洋时代面前的自信。

三、关于城市的观念正在更新

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就政府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意识也在更新，这对于实践中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营造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良好环境是难得的机遇。

1、积极推进城市化。

很长时间里，我国不鼓励城市化，限制大城市规模。如《城市规划法》规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主要是在观念上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诸种问题过度担心。担心粮食生产和供应紧张；担心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担心城镇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担心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城市病"；担心农民进城与城镇职工争饭碗等。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已具备加快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城镇化已明确提上日程，20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其它经济领域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年，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而浦东的开放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内陆省会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际上都属扩展大城市规模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地提出推进城镇化，这是又一次对思想对生产力的解放。

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到6.3亿元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高速的城市化的表现将是：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大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同时中小城市数量会迅速扩张。目前，我国城市数目太少。有学者计算，日本的城市国土密度为55座／万平方公里，而我国仅为0.7座／万平方公里。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21000多座城市。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的大约19000个城镇都发展为城市，也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可见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的城市化战略，将为我国的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镇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2、发挥城市的市场中心功能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指导城市经济。有学者指出，发生在80年代初上海工业经济滑坡的背后，实际上是上海丧失了城市经济的集聚优势。

在1949年至1978年间，上海以大约全国1／1500的土地、l／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l／6的财政收人和1／10的工业产值。上海全民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是全国平均值的1．3倍，1978年跃升为全国平均值的2．4倍。在专家看来，这首先是得益于3O年代上海的"第二乘数效应"。30年代经济繁荣期形成的全国最为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发展带来了畸高的工业投资效益。但在随后的年代里，上海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仅为3．6％，除了几个工业卫星城以外，主要是在市中心插进去近200家工厂，"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费用极小，由此产生的投人产出高效益，是同期国内工业建设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正是非常规的工业高效益支撑了非常规的上海财政上缴中央比重。据测算，年均上缴额高达上海财政收入的87％。进入80年代，上海除了财政上缴任务居高难下之外，城市"第二乘数效应"已经耗尽，出现了基础设施滞后导致投资效益骤减、价格转移效益呈逆反趋势、规模经济效益大面积塌方。（康燕，2001）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上海，全国都在强调城市是工业基地，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性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等观点，忽视城市的多功能发展，特别是忽视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导致我国众多城市在流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很不完善。城市只是为了组织生产才组织消费，因此我国城市功能优化的重点应是市场中心功能的复位和重建。我们需要对城市进行城市化。这就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在城市生产、贸易、流通、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增长中，提高加工业、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

城市功能的发展都是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功能、从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从低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过程，呈叠加性发展趋势。原来没有的功能产生并发展起来，原来已有的功能得到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使得现代城市成为多功能的集合体。在城市多功能结构中，市场中心功能将随着城市能级的提高，取代制造中心功能而成为核心功能。

目前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少量超大城市处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城市产业结构正处于剧烈的变化、转型和深刻的调整、创新阶段，产业发展有很多创新点，而其他城市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我国城市应抓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找准突破口，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只有这样，市场中心功能在城市诸功能中的核心地位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
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专家们提出：一要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7300亿元，人均GDP总值达到5．4万元；二要增强是综合服务功能，成为全国的资本运作中心和资金营运中心；三要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成为国内外适宜发展创业和生活居住的城市；四要增强综合创新能力，构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综合创新体系；五要提高综合管理水平，走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新路；六要提高市民综合素质，接受教育程度、人均期望寿命、外语运用能力等都有提高。

一句话，要提高上海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

四、大变革中为城市创造新机遇

在大变革到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兴地接受变化，迅速地从变化中创造机遇，坚定地前进。不怕走弯路，只怕不走路！不必等待精确地瞄准了目标，只要大方向不错，就坚定地发射，然后通过不断制导，达致目标！

新经济正大刀阔斧地改造着美国的城市格局。硅谷等技术中心城市日益茁壮成长，底特律等老牌工业城市渐失往日光辉。硅谷等之所以能获得比其他美国城市更为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其所具备的能满足新经济时代技术人员不同需求的条件。硅谷等的崛起，还在于它们成功地凭借着对大城市的依托，补充了自身文化生活的不足。每当新技术的十字路口，都是城市竞争重新洗牌的时机。辽宁省开原老城，在外国修建中长铁路时，计划通过该城，但由于片面迷信地运，恐铁路破坏地运而造成铁路弯转避开老城，火车站也只好改到大清河南，结果河南形成新城，即现在的开原城。老城近旁新城兴起，老城日渐式微，后悔莫及。河北石家庄市原是正定县的一个小村，1900年仅有800多人。1904年京汉铁路修至正定县时，因怕破坏正定县的风水，将车站南迁到石家庄。此后，石德、石太线在这里与京汉线相交，石家庄一跃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现在已是人口百万以上的河北省省会城市，而正定县仍是一个人口几万的小城。

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就是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百年前它的竞争对手是塔科马。

西雅图于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小型木材加工镇，到1870年，居民为1107人。北太平洋铁路向西铺设时，西雅固领导人为促成铁路铺向该市，主动向该铁路公司提供土地、码头、滨水区等方面特权，以及25万美元的现金作为铺设铁路到该市的条件，不料竟遭拒绝。1873年，该铁路公司把距西雅图以南24英里的微不足道的居民点塔科马定为终点站所在地，以便独享地产业的收益。

面对这种局面，西雅图人并未气馁。他们宣称："我们可以自己组建公司，修筑铁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西雅图市民干脆自己动手。1874年5月1日，西雅图市民全体出动，开始修筑铁路，场面极为壮观。1878年4月，该铁路修到沃拉沃拉附近的纽卡斯尔矿区，该地煤田得以迅速开发，为西雅图新生的工业提供了较充足的燃料来源，便利了它的发展。80年代，西雅图的人口由3533人增长到42837人，已成为规模可观的较大城市。有鉴于此，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改初衷，1883年将北太平洋铁路由塔科马延伸到西雅图。1893年，大北铁路公司又将终点站设在西雅图，使它的地立更加巩固，被誉之为"太平洋沿岸的利物浦"。

王旭在《美国城市史》中讲述这段故事后，特别提出，西雅图的成功，在于它的市民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西亚图精神"使它在众多西部新兴城镇中独具魅力。

80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大量的乡镇企业上家电项目的时候，就有许多好心人耽心会不会造成"重复建设"，今天，珠江西岸不仅是国内最大的家电基地之一，在全世界也是数得上的制冷工业走廊。"重复建设"在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国家计划。可是硅谷是谁计划出来的呢？西雅图是谁计划出来的呢？又有谁在20年前把中国的哪个地区计划成世界家电制造基地呢？所以有人感慨：什么叫"重复建设"？在市场中被淘汰的就是"重复建设"！

世纪之初人们发现，在广东的深圳和南海，在新经济时代里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社会的信息化，在新一轮变革面前为自己创造了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