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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的智慧

作者: 林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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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总结不终结



玛雅:发现再发现

  一种较流行的说法,乃称玛雅文明为“消逝的文明”;有了“消逝”,就又有了重新“发现”的说法。
  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所谓“消逝”,也就相应引出了不同层次的“发现”。但无论“消逝”也好,“发现”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关于“视力”的问题,都可以对观察者的视力作点智慧上的估价,都可以说三道四。
  按逻辑推说,假如一个事物在空间里“消”了,在时间中“逝”了,那又如何能被“发现”呢?看来,这中间有着语言和历史的误会。如果没有一种智慧的眼光,那么,就会对仍然遗存的玛雅文化视而不见,这就是16世纪到19世纪发生的情形;而一旦人们获得了文化学研究的眼光之后,“消逝”的玛雅又重现了它往昔夺目的光彩,一个又一个被遗忘的玛雅故址被发现,直到最近,1992年9月23日,埃菲社还报道了玛雅金字塔群的最新发现。
  神秘的玛雅,消逝的文明,还有“金字塔”,这类词句无形中给人语言的误导。语言,不仅容纳着理性的概念,也覆盖着情感的意象。当我们对某个事物缺乏必要的了解,那么,情感化、主观性的想象力便张开了它的翅膀,去占据没有硬梆梆物质的虚缈太空。外部世界的观察者最初目击玛雅文明时,必然惊异于它那种与众不同的异域情调,对它那些辉煌精美的建筑、雕塑、工艺的惊叹夹杂着不可思议的情绪震动,而那些几乎未能破译的象形文字更是强化了人们的智力、理解力受挫后难以名状的困惑。于是玛雅便被冠以“神秘”的形容。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衰落,即玛雅文明在公元10世纪的退潮,尽管只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现象不完整的描述;但是,一旦离开了特定的学识背景,就被文学化手法说成玛雅文明“消逝”了。这一点,我将以最大的兴致在下一节辨析一番。“神秘”加上“突然消逝”,再加上诸如“金字塔”、“宇宙天文学”之类“连现代人都无法企及”的说法,岂不令人神魂颠倒、想入非非之境!难怪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还有南美印加文化的介绍,多少都沾染了一些神秘主义的气息,引入了“玛雅人是X星球来到地球开发的一支遗民”之类荒诞不经的理论。
  这是语词的误会!也是语言的诱导。是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性时人们本能的情绪,在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实证情形下的白日梦。离开了对人类的自信,来谈论文化便只能求助于神或者“外星人”了;离开了对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相对主义理解,才会使人产生荒唐可笑的想法。
  历史上,当用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塞满脑袋的第一批远航者来到新大陆时,他们简直怀疑印第安人是不是人类。因为《圣经》告诉他们上帝如何创世,如何保育人类,那上头没有皮肤棕红的印第安人这一支。而玛雅文化受到了进一步的评价,一位主教大人称之为“魔鬼的勾当”,将上干卷玛雅经书付之一炬,这才使玛雅文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正是殖民者让玛雅文明在16世纪以后数百年间真正地“消逝”了。
  直到1875年,西班牙人安东尼·德·雷开始报道他的“新发现”,玛雅文明才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考察了位于今墨西哥恰帕斯境内乌苏马辛塔河左岸的帕楞克古城遗址,“发现”了那些玛雅先民的伟大杰作。在他之后,美国人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John Lloyd Stephens)也游历了玛雅地区,写下引人入胜的游记,掀起一股玛雅热。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叫莫德思托·盂德斯的人,于1848年作了探险考察。他没有获得什么结果,无功而返,因为神奇传说中的那座玛雅城市蒂卡尔(Tikal)当时已被丛林、草莽、泥土所掩盖。
  中美洲的热带丛林覆盖,草莽泥土的掩藏,这些并不是真正造成“消逝”而需要“发现”的原因。草木泥土挡不住人们的慧眼,而来自文化的视盲症才最为有害。尤卡坦半岛上最重要的现代城市梅里达(Merida),即墨西哥尤卡坦州府所在地,1542年建立殖民城市,是殖民扩张势力在玛雅地区的中心。梅里达的附近就有玛雅古代最重要的几座城市,包括玛雅潘(Mayapan)、乌斯马尔(Uxmal)这样赫亮的名字。然而,戴了眼罩的人们对于眼皮底下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多看一眼,听任它沉睡数百年之久。
  我们不难看出,对玛雅文化重新燃起的热情是伴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渐渐获得了新的文化眼光,人们才“发现”了玛雅文明的价值。上述几位西方探访者,正是在那个意义上来到玛雅的土地。
  可以说,玛雅的“发现”是一种眼光的“发现”。
  我们已经在玛雅发现了什么?我们还可以在玛雅发现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在玛雅的废墟里找到了些古文明的踪迹,而是找到了人类文化中那种依靠人内在的力量去解决生存与发展课题的自信,找到了一种无论多么“神秘”都始终坚持实证的思想武器这一信念的意义。不断去“发现”玛雅,就是要不断地抛弃偏见、成见,也同时抛弃醉眼朦胧或瞑目玄想的臆见和幻视。与发现一词相连的是事实。

谜一样的消逝

  玛雅文明的“消逝”,不知怎么会被夸张到这样的程度。不仅“消逝”,而且要说“突然消失”,“谜一样地失踪”,竭尽渲染、夸张、戏剧性之能事。
  究其实,真正的玛雅问题学者只是提出了一些再正常不过的学术上的疑问。他们只是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未曾充分占有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玛雅人辉煌的古典时期文明在10世纪时衰落感到兴趣。一时并无确凿的材料来说明古典期文明衰亡的原因,于是便提出了种种假设,同时也就有了“消逝”这种不确切的说法。
  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类似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并没有人大惊小怪。好比说,没有人会赖皮缠似地追问周口店洞穴中的那一群北京猿人是否神秘地“消逝”了四五十万年,他们是否去外空旅行后又返回,成了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果这例归谬尚不足以令人服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化遗址往往是有兴有废,有始有终的。考古学家在玛雅南部地区若干遗址看到它们衰败的迹象,可以有许多解释,就是不可以有任何梦呓般的违背事实的歪曲。真正的学人,不会为了保持某种神秘性,为了追求读者廉价的好奇心,而故意无视日益清晰的事实去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日益清晰地被揭示出来的考古事实表明,古典玛雅文明在其鼎盛期之后,于9至10世纪迅速衰亡,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多少又被曲解了。衰亡仅仅发生在玛雅南部地区,并不包括整个玛雅文明在内。事实是玛雅文明的重心北移了,当南部地区一大批文化中心沉寂之时,尤卡坦半岛的北部原野上却展开了灿烂的文明场景。像最著名的玛雅潘、奇岑-伊扎、乌斯马尔等城市,继续兴盛了500年,直到西班牙人入侵真正给玛雅古文明画上句号为止。这个在北方存在的玛雅文明就是学界所谓后古典期。
  可见,通常把所有的玛雅文化历史都以南部低地的兴衰史来解释,该是多么严重的误导呀。
  或许是受了玛雅文明消逝说的影响,一些介绍不自觉地夸大了古典期玛雅和后古典期玛雅的差异,也就是早期所谓古帝国与新帝国的区别。实际上,尽管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期玛雅文化带上了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Toltec)入侵者的文化烙印,但是,玛雅文化的连续性并不因这点风格差异而有所变质。诚如我们在《谁是玛雅人》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个中美洲地区文化渗透非常普遍,一个严格的界限不仅难以硬性规定,而且也无此必要。否则我们反而会陷入概念化,忘记“玛雅”无非是我们从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心之一“玛雅潘”借用过来,用以描述这一地区互相关联的人种、语言和文化集团。
  那么,抛开严格意义上的“消失”,多少有点儿来得突兀的“衰落”,其原因何在呢?
  鉴于玛雅地区农业状况,地力衰竭问题被提了出来。一块土地用了数年后便不再有肥力,必须经常轮作,烧荒辟新田。当城市中心周围可开垦的土地资源耗尽时,这个城市中心的好景便走到尽头了。这个观点却无法解释众多城市几乎同时的衰败,也许是整个地区的气侯发生了不利于玛雅农业的骤变,杂草疯长,达到难控制的程度。丛林日益向城市逼近,像沙漠吞噬绿洲二样,毁坏了玛雅人生存的基础,或者是疫病流行,导致人口锐减,损伤了文化的元气,也逼迫幸存者尽快逃离危险的故园。再或者是外部的威胁,如墨西哥中部居民侵犯,致使玛雅人逃难而去,听任自己繁荣的城市中心倾颓,甚至可能直接由入侵者捣毁了玛雅宗教建筑,发生“犁庭扫穴”的大灾变。也有人根据这种针对庙字殿堂的破坏现象,认为玛雅城市发生了内部纷争——农民起义。原因是祭司贵族们曾驱使大批农民建造新的大型宗教建筑群,激起民变,农民们起而毁庙杀僧。祭司是古典期玛雅宗教文化知识的秘传团体,他们一死,纪年碑不再树立,铭文不再刻写,庙宇不再建造,于是这些玛雅城市便呈现了“文化中断”的败落相。此说乍听有理,却难确证农民起义是否符合玛雅社会结构的情形,也难解释何以众多的城市中心都先后同时爆发阶级对抗。至于说考古过程中发现了建造了一半的庙宇群,以及前述庙宇毁坏严重,其他民用建筑尚称完好的现象,也可以作别样说明。外族入侵同样可导致这一后果,族属之争有时会变成双方守护神的较量,战胜者羞辱失败者的崇拜物(包括崇拜场所),杀戮对方的神职人员,这非常可能。
  外族入侵、农民起义、人口骤降、资源匮乏、地力衰竭、环境恶化、丛林侵蚀、地震飓风、瘟疫流行……这些因素都可能发生作用,然而可能性与事实并不可等同而视,正是这不确定性,导致玛雅文明衰落的研究中喜欢夸大某一种因素的倾向出现。每根鸡翎都被各自奉为令箭,几乎每一种猜测都演化成根本原因了。其恶果是忽视了对多种可能性的实证综合研究,相反鼓励了缺乏历史常识的空想家们作“有奖竟猜游戏”的热情,竟致把玛雅“金字塔”想象成“外星人—玛雅人”在地球上的“能量储存器”。走火入魔!
  这是不正确的研究方法论所导致的恶果。只有当考古学家、文化学家摆脱“给谜底一个答案”的诱惑,修正方法论,真正开始正视种种已知的事实并不断修订玛雅历史框架,那时才可能科学地把握“玛雅之谜”的意义。
  玛雅古典期文明的衰落,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尽管从粗略的年代学观点看,千年一系之后在数十年内败落显得快了点儿。玛雅文明的衰落在时间、地点上并不一致、它是一系列事件的过程,原因也是相互联系的。最合宜的谜底应该把外来渗透和内部压力作为一个复杂连锁反应的主要环节看待,变化就是这样逐一地递送到所有相关的部分。
  至于说500年后玛雅文明又一次“消逝”,那纯粹是语言骗局。西方殖民者对玛雅人灿烂的文明不闻不问,甚至竭力扼杀,可怜的玛雅人过于善良、弱小,不断地弃家而走,躲向丛林深处,这岂不就“消逝”了吗?不是说最后一支玛雅抵抗力量的据点,因“消逝”在密林深处,直到1697年才被殖民者征服吗?这距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上尉1519年入侵已近180年了。殖民者关心的只是财富,除了黄金、土地、劳动力以外,他们并不在乎什么玛雅。于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里,似乎玛雅又“消逝”了。

子虚乌有的帝国

  人是唯一一种会被语言欺骗的动物。当人们把一些词语重复得次数一多,也就把词语当成了事实。这个弱点在关于玛雅文明的传说、介绍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误加在玛雅文明头上的最不合适的一顶帽子,大概就是“帝国”头衔。当初西班牙人想当然地把玛雅世界看成(说成)一个统一的帝国,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来自一个王权国家,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结构想成玛雅人也必然具有的。假如说,阿兹台克人、印加人那里还差不多像个帝国的模样,那么,玛雅人实在不成帝国的体统。
  且不说社会阶段上的争议,即玛雅究竟是个奴隶制国家还是处于原始公社后期,单单以玛雅四分五裂的军事政治版图上就看不出帝国的影子。即便是最有希望成为帝国的12世纪,那三个最主要的城邦玛雅潘、乌斯马尔、奇岑伊扎,也没能走完从对抗到整合的通向大一统帝国之路。何况到了十四五世纪,玛雅文明已经渐趋式微,怎么会给16世纪初踏上新大陆这个神秘半岛的西班牙殖民者造成强大帝国的印象呢?
  西班牙人轻易命名,便直观上造成后来者的成见。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一词以讹传讹;甚至把玛雅文明分为旧帝国和新帝国两个时期,以9世纪末为界,这个学说也一直反映在用中文印行的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文字中。但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经过四五十年代以来对玛雅地区的大规模考古挖掘以后,学术界已渐渐抛弃了旧帝国、新帝国的划分法。代之以较准确的四阶段划分:①形成时期(公元前3000至前1000年起,公元3世纪止),②古典时期(公元3至9世纪),③后古典期(公元10至16世纪初),④西班牙征服时期。
  在玛雅历史上,没有埃及式的法老,没有罗马式的恺撒,没有任何形式的独裁者在任何时期统治所有玛雅人。各个城市中心之间是彼此独立的。然而,他们又确实毫无疑问地都属于玛雅人的指称范围,共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宗教、同一种文化。
  著名玛雅研究专家莫利认为,玛雅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大致类似于前6世纪至前2世纪的希腊城邦,斯巴达、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关系;或者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的意大利城邦,维也纳、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也就是说,在文化上它们是同一的,但是在政治上它们是独立的。
  根据后古典时期的社会条件,可以推断,古典时期的玛雅是由一些独立的城市中心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结方式可能是借助一种松散的联盟。这种建立在文化、语言、宗教连续性之上的政治连续性推想,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从考古证据来看,古典时期不同地区出土的雕塑、建筑和陶制品,都存在细微的差别。有人认为,可以把这些现象同玛雅人弃地休耕的传统农业方式联系起来。从而提出这样的假设:玛雅人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集体迁移,寻找合适的新玉米地。由此,所谓玛雅人的帝国,实际上是同一群人在不同时期建立的若干聚居点的总和。
  另一种说法将地区差异解释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普遍。在西班牙入侵之前有3个主要的政治实体,它们是奇岑伊扎、乌斯马尔和玛雅潘。而在古典时期,根据考古资料,似乎数量要更多些,可以确定的至少有四处:(1)中心地带,由危地马拉的佩腾中北部、墨西哥南部和洪都拉斯组成,中心城市是蒂卡尔:(2)乌苏马辛塔河谷地,中心城市可能是帕楞克;(3)东南部地区,中心城市是科潘;(4)西南部地区,主要政权所在地可能是托尼那。
  人口的流动,甚至大规模迁徙,在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事实上,没有一个地区是绝对封闭的。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历法、工艺以及其他文化因素,都处于不断地交流、渗透过程之中。玛雅潘在后古典时期曾经为北部迁移来的托尔特克人占领,两种文化在所有层次上进行过一次大杂交。撇开这些突发事件不谈,美洲各地区之间发达的商贸往来也一定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方便之门。还有一种文化传播形式是战争吞并,或强行的文化侵略,比如说在其他民族的宗教里加上自己民族的神赐、强行推广自己的语言。
  总之,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譬之若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同化发生得太频繁、太深刻了。如果1000年后某位“考古学家”在日本发现汉字、在朝鲜发现扇子、在新加坡发现中国式建筑之后,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更不用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产物了。
  但是相较政治实体而言,文化实体的内聚力、连续性还是要顽强得多。强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种、改变语言、改变宗教,以混血、外来语、外来神的形式逐渐植根于文化之中。然而,一种在语言文字、历法算术等方面比较发达的文化(如玛雅文化),往往具有比政治同化更强的文化同化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较不发达的民族可以用武力征服较发达民族,但入侵之后,他们往往会被后者的文化征服。
  当我们今天看到玛雅文化留下的影子时,看到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他们的拱门建筑,其他如金字塔神庙等,在美洲其他文化的聚居地也有发现。我们确实只能用一个文化学概念,玛雅文化,或者一个民族学概念,玛雅人,来形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创造它的人民。我们如何能够将一个前后生存了3000多年的文化,用政治学中的一个最笼统的概念,帝国,来概括呢?尤其当我们将玛雅人视为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横空出世的新大陆成员时,这种想当然的思路就更显得简单化了。

飞地·文化地理“马赛克”

  玛雅世界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分布都不是整齐划一的相邻地区组合。和其他中美洲文化一样,玛雅世界存在于一种复杂的文化地理“马赛克”(mosaic)中。文化认同感、语言亲疏度完全不同的人群像七色板一样,一块一块地拼接在一起。这种特别的文化地理模式具有其特别的功用。
  所谓飞地,就是指这种马赛克布局中的一些小块。它们是由一群群远离自己文化的中心地带,处身于其他文化传统的领地包围之中生活、工作的人们组成。犹如国中之国。
  这种地理分布上的镶嵌特点,当然有助于推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过,飞地最首要的功用还是经济上的。它能保证与其他地区特有的原始资料获得接触。比如,有机会深入另一地区腹地,获得那里独有的动植物、种植环境、适宜气候或盐场,甚至可以通过飞地接触到遥远的市场。这实在是一种生态性的分布策略。
  由于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共用规则,中美洲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公元7世纪时蒂卡尔(Tikal)曾经去干预道斯皮拉斯(Dos Pilas)的内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控制了两国间的过渡地带。中美洲最大的政治实体,阿兹台克人建立的帝国,居然也允许在它的心脏地带存在一个与它对立的特拉西卡兰(Tlaxcalan)城邦。此外,中美洲关于领土的观念,并不强调排外性。像我们在历史上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文化分布形态,拥有同一种语言、文化、政治倾向的民族形成铁板一块的聚合分布,在这里却并不常见。
  当然,玛雅文化以这种形态与周围文化共融,在政治、军事上也有其特殊的作用。玛雅历史上并未形成过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帝国,而始终是以文化的严密聚合体和政治的松散联合体面目出现。最繁荣的几个阶段,也只是几个发达的城市中心的政治联盟。文化在地域上的分散性也许是原因之一。不过另一方面,飞地机制也对玛雅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促进作用。玛雅贵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其他统治群体的密切关系,以此来巩固其统治与权威,保证他们的王权不致旁落、徽号得以传承;当然,还通过这种密切关系解决联姻的问题,组成姻亲联盟。
  飞地还是国家一些重要政治活动的关键。政治领域可能会经常以群岛的形式出现。由统治中心向外伸出许多联结深入其他政治实体的内部。飞地犹如围棋中的飞子,它所产生的势远远大于这个单子儿本身。另外,玛雅商人可能还是军事谍报的主要来源。就像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有时,商人所起的作用关乎兴亡绝续。
  飞地在边界领域存在文化、语言的尖锐对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玛雅世界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同样也存在于玛雅世界与中美洲其他文化之间。飞地本身可能是一个大的社区,也可能只是几户人家而已。玛雅人种植玉米,但因为当地土地、森林资源的特点,有时会有必要远离自己的村镇去开垦新地。如果那里的地碰巧合适,他可能会举家迁居异地。这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也许会令现代人非常向往。
  然而,欧洲入侵者的向往似乎并不局限于感觉。他们先是懵懵懂懂地如入迷宫,不断与各支印第安人遭遇。逐渐地开始摸清这种马赛克分布的机制。玛雅世界所经受的毁灭性打击也就是从飞地开始的。殖民者采用入乡随俗的办法,借鉴中美洲本土历史经验,以飞地渗透外部势力。玛雅世界主体的殒灭固然有许多因素造成,但是飞地对外部渗透的开放也是原因之一。

羽蛇神是否中国龙

  玛雅人奉若神明、而且奉为重要神明的羽蛇神,在头形、身形及艺术表现手法(如云纹、弯须)上,与中国的龙有相像之处。许多到过玛雅遗址的中国人,都惊异于这种相似性。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甚至于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中间,也广泛流传着类似的猜测。那么,羽蛇神到底是不是中国龙呢?
  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kukulcan),是玛雅人心目中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神祇。事实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托尔特克(Toltec)人统治玛雅城时带来的北方神祇。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这种羽蛇神。
  羽蛇神在玛雅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观察到。古典时期,玛雅“真人”所持的权杖,一端为精致小人形、中间为小人的一条腿化作蛇身、另一端为一蛇头。到了后古典时期,出现了多种变形,但基本形态完全变了,成为上部羽扇形、中间蛇身下部蛇头的羽蛇神形象。
  羽蛇神与雨季同来。而雨季又与玛雅人种玉米的时间相重合。因而羽蛇神又成为玛雅农人最为崇敬的神祇,在现今留存的最大的玛雅古城,奇岑-伊扎中。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角雕有两个蛇头。每年春分、秋分两天,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个三角形连套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感很强的飞蛇。象征着在这两天羽蛇神降临和飞升,据说,只有这两天里才能看到这一奇景。所以,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当年,玛雅人可以借助这种将天文学与建筑工艺精湛地融合在一起的直观景致,准确把握农时。与此同时,也准确把握崇拜羽蛇神的时机。
  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著名的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还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上,是一致的。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有较大的类以。而且,羽蛇神和中国龙崇拜都与祈雨有关。
  有人说玛雅人的羽蛇神是殷商时期的中国人带过去的中国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其中所说的玛雅人,首先应该改成中美洲人。因为,中美洲的许多民族都有对羽蛇神的崇拜。而且,与中国龙有关的雨水纹图案也可以在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迹中发现。
  然而,要证明中国龙与中美洲羽蛇神的传播、吸收关系,难免有很多牵强之处,确实,有人猜测,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数百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中国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了龙这种想象出来的动物图案(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玛雅、或中墨西哥及其他中美洲地区的羽蛇神崇拜也早于这个所谓的“发现”时间。(这个发现一说尚有待证实,而且,即使此说成立,大概也是在12世纪)即使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洲很早就有洲际文化交流,然而,文化使者的数量一定不会很多,文化交流的效果也只会限于文化的较浅层。像托尔特克人那样通过反客为主来将自己的神强加给玛雅人的事,恐怕不会发生在登陆的中国人身上。
  有些西方学者非常希望在美洲、东南亚、甚至欧洲各文明之间找出一种一脉相承的一统关系。甚至任想象力随意驰骋,不惜将大陆板块漂移、跨洋航海交流、甚至怪力乱神的指点山河等等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扯到一起,欲证明一些文明间的相似有着深层而精致的根源。这种一览寰宇小的普遍联系倾向,也许发端于人们喜欢将知识片断罗织成网、联成体系的自然愿望。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古代中美洲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如果我们将神秘而遥远的古代玛雅文明放到它实实在在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同时,也把中国龙观念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背景中去,那么,这种纯粹由一种表面相似和传播猜想所组成的观点,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羽蛇神和中国龙之间划等号。
  关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联结确实有许多诱人的发现。其中包括比海上往来更为确凿(已有大量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的证实)、更为有趣的陆路交通。也就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海平面较低时这条通道是宽畅的陆路)到达美洲之路。美洲印第安人很可能是蒙古高原上的一支向东迁徙而形成的。然而,这个过程应该在上万年甚至几万年前。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中国龙的故乡,与羽蛇神的“统治”区域,可能在更远古的时候来自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文化是不断在交织、变化中的。然而,有一些根本的、原始的元素却会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羽蛇神羽扇作尾,保留蛇身本形;而中国龙在蛇身这个基本形态之上又添加了那么多特异功能,几乎把动物界飞禽走兽游鱼的特长集于一身。这两种被崇拜的象征性动物当然不是一码事。中美洲各地现在都有羽蛇神崇拜,但是这种羽蛇形态的最早发祥地却难以考证了。中国人现在于世界各地舞龙雕龙,声称自己是龙的子孙。可是,回想一下中国5000年历史上几朝改天换地、不断民族融合的过程,这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龙崇拜本身,都是一个不断形成、演变的过程。这两种崇拜形象除了在蛇身(玛雅人从古典时期开始就崇拜蛇神)这一点上相同以外,实在是各有各的特征,风马牛不相及。
  这个蛇身的基本相似点确实引起人们对两种文化渊源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不应被简单化的联结引入歧途,不应导致草率的等式。
  说到蛇,另一个赋予它重要意义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小到希伯来文化,大到基督教文化。如果给羽蛇神和中国龙有相似关系加上这只角,构成一个概念和地域文化上的大三角形,那么,它们所引发的思考一定会更丰富吧。也许人类对蛇这种防不胜防的无声突袭者怀有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起源极早,而且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又或许欧亚、美洲各地的早期人类,确实在远古时代发源于同一类文化,保留着类似的文化忆痕。又或许这些全然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巧合。毕竟这些蛇形都不是各自文化的全部,而仅仅只是一个小侧面。
  文化的表象真是大有趣了。它不仅处处体现了人尽量解放自己、为自己获利的过程,也处处体现了人尽量限制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的过程。有劳动力的开掘和解放,也有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消耗。与此同时,文化还制造出那么多特殊的符号和象征。它们既是对原始记忆的复写,又是对文化潜意识的建设。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殊形象的重要文化地位与文化功用,所以,当我们在地域上如此遥遥相隔的文化中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时,才会那么惊奇和激动。而能否在它们之间发现某种联结,这个问题才会对我们变得如此重要。
  羽蛇神不是中国龙,也更不会是圣经中的撒旦化身。但是这三者确实都是蛇的变体,又确实都从最初就在各自的文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单凭这一点就发人深思。不过,猜测不等于事实,相似仅供启发。

“玛雅一中国文化连续体”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在谈这一文化联系时提到了“亞”形问题。“亞”形在中国文化中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明堂宗庙的平面图即为此形;殷墟墓坑的平面图亦为此形。但是,金文中亚字有两种形式,一为方形缺四角,另一为左右上下中五个方块合成十字架形。这两种形状孰先孰后关系到对这个符号的解释。
  张光直先生不知怎么产生到新大陆史前考古中寻找旁证的灵感。他发现中美的玛雅等文明也有“亞”形符号,并且这个符号是由方形四角加四株“宇宙之树”内凹而成。由此他想到,作为天地沟通场所的宗庙明堂也是在四隅象征性地标志通天神木,从而使方隅内凹成“亞”形。
  不过,张先生并没有将这种文化连续体定义为前后相继,而是认为它们很可能源于同一种祖型文化。
  随着玛雅研究的深入和世界对中国的日益了解,这种连续体假说越来越不像是捕风捉影。我们当然不是要在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划等号,更不想用“洋际文化交流”这种草率而不合逻辑的胡乱联系来解释早期文明的相似。所谓文化连续体的思考,是要将这两种遥遥相隔的文明,放到人类演进历程的更大时间跨度中去,将文明的源头引向人类的祖源。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轻易地同意:我们人类的所有人种全部来源于非洲。直立人于距今约100万年前离开非洲,在温带地区建立了苦干个聚居点。这些最初分散的人群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化为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但是,这个直观明了的框架遭到来自史前考古领域的多次挑战。而且这100万年至世界文明发祥期的数万年之间,还有那么广大的空白需要填补。于是,从文明发祥时期向上推溯,成为另一条有效的研究路线。
  玛雅文明是古代美洲最先进、最完善的新石器文明。迄今为止,在美洲只发现了旧石器晚期以后的人类活动痕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美洲人类来自他方。那么,他们是从何方、又是于何时迁徙来的呢?一说从欧洲而来,但缺乏有力依据。旧石器时代晚期,北部通道格陵兰岛被大面积冰川所覆盖,人类无法选择这条通路。由欧洲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里海,也因发生海侵而面积增大,从而隔断欧亚,令人无法跨越这片水域。
  另一说从亚洲而来。通道是现在美、亚洲之间宽度仅90公里的白令海峡。35000年前,海平面曾一度下降,水深只有近40米的白令海峡露出海底,成为宽达1500多公里的陆地,在古地理学上称作“白令及亚”。之后海平面回升过,但在25000年至12000年前的那段时间里,海平面下降再度达到了开通这条通道的效果。这样一个宽畅的通道完全可能是第一批踏上美洲大陆的人类所走过的路。
  从中国华北向东北延伸、通过白令海峡、直至北美,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广泛发现一种共同的旧石器期工具,楔形石核。这种石核可能产生于更早的两极石核,也是制造石片的用具。这种工艺在中国华北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可以上溯至大约三万年前。而沿着这条路线,愈向东走,这种石核出现的时间越晚。与其说这是技术交流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很小),不如说这是某一支人类带着这种技术向东迁徒的结果。
  中国人属于较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黄色人种”。黑发,粗而且直;体毛很少。幼儿臀部有骶部色素斑(蒙古斑),在中国有些地区俗称“青屁股”。眼裂较狭,而且多数人具有位于眼内角的内眦皱裂。蒙古人种现在分布于西伯利亚、蒙古、东亚、南亚、以及太平洋群岛等地。还有一个重要分布区就是美洲。美洲印第安人虽然有较大的变异,但仍可认为与蒙古人种为同一群类。就玛雅人而言,不仅拥有内眦皱裂、幼年骶部色斑、体毛较少等蒙古人种的独有特征,而且玛雅人与中国人的掌纹线极为近似。
  因此,从人种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玛雅拥有同祖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然而,那毕竟是在一万年前甚至更久远年代里共有的源头。相比较于中国5000年文明和玛雅3000年文化,实在也还有各自的跨度。在中间这若干千年间,两种文化的产生,可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我们只能说,它们可能都保留了某些最根本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忆痕。

伯仲新世界

  当哥伦布自称发现美洲新世界时,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千万年。当西班牙入侵者自称在把文明播撒到这些“野蛮人”中间时,他们焚烧、摧毁了这里长期以来建立的有序文化,残杀、奴役着这些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印第安人后裔。
  在西班牙人眼里,玛雅人和其他美洲民族一样,都是信邪教的魔鬼。用外来文化的眼光判断,总是挂一漏万或者因自负而歪曲丑化。这也是文化内聚力和自我肯定功能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不妨将玛雅文化同与之共处美洲大陆的另两个文化相比较。据此来作出一个较为公正的判别。我们选取的秘鲁印加(Inca)文化(位于南美洲)和墨西哥阿兹特克(Atztec)文化(处于中墨西哥高原地区),都是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古代美洲文明。从比较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玛雅文化。
  在建筑方面,玛雅人无可争议地列于首位。玛雅建筑规模庞大,设计复杂,装饰精美。在这些方面,其他文化无法与之争胜。印加文化的巨石艺术确实在切割的精确性方面(数吨重的巨石堆垒整齐划一)略胜一筹。但是,玛雅建筑在总体上的优势仍很明显。阿兹特克人的金字塔特别壮观,比如圣·胡安·提提华坎(San Juan Teotihuacan)的日、月和主神金字塔。然而,其总体观感笨重、平淡,缺少装饰,缺少品位。自然无法与玛雅相比。
  不过,在公路修建方面,印加人显然比玛雅人高明。玛雅人是用石块铺路,表面铺的是经水和压力作用处理过而变硬的石灰石子。而印加人用砖块砌成的公路,绵延于高耸的安第斯山上,实在是一项工程杰作。相比之下,玛雅人在平原上建的道路就很没水准了。
  雕刻方面,玛雅人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个领域内他们是无人可比的。与玛雅浮雕的典雅、圆纹雕刻的精致相比,印加、阿兹特克、托尔特克等地的雕刻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不在一个级别。这只要看一看玛雅石碑即可。虽然有许多缺损之处,但构图巧妙、匀称,凸纹深刻、圆滑。与其他地区雕刻作品的平淡无奇,相差悬殊。
  然而,在陶艺方面,玛雅人就要输于其他两家了。无论是阿兹特克人,还是古代印加入,都烧制出了非常出色的彩陶。总体上皆优于玛雅陶器。不过,玛雅人制造的一些最成功的作品却堪称古代美洲陶艺制品的上乘之作。尤其是那座著名的“跳舞者”。其优美的体态,独具风格的手、脚部的处理,被誉为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顶峰。
  古代美洲最精美的纺织品出自秘鲁的纳斯卡(Nasca)文化。玛雅古典时期的纺织水平,从理论上讲应至少与之相仿。
  在玛雅石碑上可以见到绣制繁复的纤维织品。可惜的是,尚未发掘出实物。草编制品,玛雅人留存的也很少,不足以与其他文化比较。
  玛雅人的绘画是又一个长处。可证之于壁画、彩绘的陶器、象形文字手稿和图谱,尤其是那样不厌其烦、细心绘制的花瓶图案。
  宝石加工是玛雅人可以令他人相形见绌的又一优势领域。主要是对诸如石水晶、黑曜岩等较硬石块的切割和抛光。不过,玛雅人的优势只是对印加文化区而言。与中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相比,还稍逊一筹。只有在玉石加工方面,玛雅人还有自己的骄傲。他们留下了许多玉牌、玉面具、玉挂件。但是,阿兹特克人留下的作品规格更大,所用石种也更多。他们还有许多镶嵌艺术品,用总重量达到30磅的大量玉石、黑曜岩、玉髓、斑岩以及其他硬石块,镶嵌成大型作品,显示出娴熟高超的技艺。如此规格的精工细作在玛雅遗址中未曾发现。也许它们曾经在玛雅历史上出现过,但无从查考。
  羽毛粘贴、羽编装饰是美洲印第安人中流行的一种工艺。在这方面,阿兹特克人又处于领先地位,玛雅、印加人次之。当年西班牙入侵者科尔特斯从墨西哥带回本国的贵重“战利品”中,有一顶头饰非常引人注目。它是用600根克沙尔鸟的尾羽制成,碧绿闪亮。还有祭司所穿的一件长袍、一块臂章,都是用蜂鸟羽毛精工拼贴而成。现在都存于维也纳的帝国博物馆。而玛雅人的羽毛饰物,虽然在大量保存下来的石雕上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但是实物却丝毫没有保存下来。
  古代玛雅人在金属制造方面非常落伍。事实上,在古典时期,他们甚至于根本不知金属为何物。即使到了后古典时期,金属制造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敲打、压凸面纹以及掐丝工艺。这一落后局面主要应归因于玛雅地区金属天然矿藏的缺少。
  中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及哥伦比亚地区的金饰品、金制塑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有艺术价值。在这方面,玛雅人是望尘莫及的。
  上述这些文化成就,范围遍及建筑、道路、雕刻、陶艺、宝石加工、羽制品、金属制品、黄金加工等等,大到城市规划,小到日常饰件。它们共有的特点是具体、可见,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不可分。
  玛雅人的才华似乎大多表现在石头或与石头有关的方面,比如建筑、雕刻等等。而那些质地易碎、易磨损的东西,留存极少,因而也难以判断。另外据查,新时期的玛雅社会中,与周边各文化间的通商往来,已较普遍,因而这类小玩艺儿的流通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抽象的智慧成就,比如文字、天文学、数学、历法的发展、史事的记载,玛雅人在这些方面是绝对鹤立鸡群的。是他们发明了“新世界”的文字。阿兹特克人,以及其他中墨西哥民族的文字体系都步其后尘,甚至可以说,是对玛雅文字的模仿。印加人采用彩绳打结的方法帮助记忆、进行计算。这种方式同玛雅象形文字相比实在是太粗糙、太原始了。
  在天文学领域,玛雅人比托勒密时代前的埃及人还要高明。阿兹特克等其他美洲文化无法望其项背,根本没能达到他们的精确度。在数学方面,玛雅人更是功不可没了。他们发展出人类最早的算术进位系统,其中包含零的概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之一。
  玛雅人的历史书虽然一本也没留存下来,但我们在《奇兰·巴兰》中还是可以看到它们的抄件。留存下来的大量石碑虽然到9世纪时突然终断了记录,但作为一种记事方式,它们还是向我们见证了玛雅人进行精确纪年记录的事实。所有的早期西班牙历史学家也都一致认为,玛雅人确实有自己的历史记录。
  最后,在社会组织、政体建设方面,玛雅人不如印加,甚至也不如阿兹特克。印加的行政体系是一个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帝国,有一个至尊无上的独裁统治者。而玛雅的古典时期中,没有一个统治者或一个城邦曾经统领过所有玛雅人。然而,有资料表明,玛雅潘的考科姆家族曾经在后古典时期末期拥有一定程度的凌驾地位。
  我们将玛雅文化同与之毗邻的其他美洲文化相比较,希望在找出玛雅文明真正的伟大之处的同时,将玛雅人从神话传说的主角还原为新世界上现实地存在过的一个民族。玛雅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伟大成就,尤其是胜过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成就,同他们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水平、新石器特征的工具水准相对而言,确实如他们留下的那些石城一样,恢宏而且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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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玛雅知之愈深,我们就愈是热衷于它那些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区别巨大的鸿沟。玛雅人的文化,他们的哲学,他们的世界观(时间和空间、物理世界和超自然宇宙)都是连续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现实与非现实的一切方面都看成一个完整整体的各个不同侧面。玛雅人认定的“现实”包括了我们认为“非现实”的部分。说到底,有个民族竟然发明了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体系完全不同而又同样甚至更为深奥的信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智慧工程!但他们做到了。
  如果说有什么超出了浪漫神奇的魅力之外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关注,那就是玛雅民族创造的复杂精致的文化隐喻体系。它给我们提供了远比浅薄的神秘感所能提供的更为强劲的智力上的刺激。
  玛雅文明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风格、体制、结构和发展史,它们自成一格,自足而圆满。即使仅仅是对玛雅文明作本书这样一次简单的考察,也已经有助于改善我们对我们自己和其他文化的理解。
  直到今天,我们对中美洲这个悠久灿烂的玛雅文明的了解还依然是极为有限的。尽管专家们已经把数万座金字塔记录在案,已经发现了一百多个城市遗址,但是,对于这地形复杂、丛林幽深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文化空间容量来说,可能还仅仅是浅井初尝。即使在最充分研究过的地点,人们的眼光也是过分专注于那些最宏大最吸引人的所在。考古发掘专家和文化学者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最终破译玛雅之谜之前,它的浪漫与神奇还将陪伴着我们。甚至可以说,等到真正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之时,玛雅文化可能向人们展示更加耀眼夺目、惊心动魄的人类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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