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于许多法国人而言，虽然造成了个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结果，但
是，至少从它那雅各宾党的形式来看，它却正像许多大革命一样，是大部分觉得整个国
家都获得了解放的法国人，对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之欲望，突然爆发的结
果。卢梭曾经狂喜地指出：自由的法律，或许会比暴政的侄梏更加严苛。暴政是对人类
主宰者的服务。而法律不可能变成暴君。卢梭所指的自由，并不是个人在某一特定范围
内，不受别人干涉的“消极”自由；他所指的自由乃是：每一个绝对有资格成为社会一
分子的人，都有资格享有公共权力(public power)，而不只是某些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
权力；而所谓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有权利去干涉每一位公民的全部生活之权力。十九世
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者，很正确地看出，这种意义下的“积极”自由，很容易会摧毁许
多他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他们指出：全民的主权，可以很轻易地摧毁
个人的主权。穆勒曾经耐心解释说，所谓“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并不一
定就能构成“自由”，而穆勒此说是难以辩驳的。因为主持治理的人民，不一定就是被
治理的人民，而民主式的主权，，也不是各人治理自己的意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
是“每一个人都由其余的人治理”。穆勒和他的信徒，都曾经谈到“多数人的暴权”
(the tyranny of majority)，以及“流行感觉和意见的暴权”(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feeling and opinion)，并且认为这种暴权，和其他任何侵犯到人类神圣
和生活领域的暴权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没有人比康斯坦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
康斯坦指出：一种“无限制的权威”，即通常所称的“主权”，已经成功地倔起，因而，
使这个主权从某一些人手上换到另一些人手上，并不能使自由增加，只不过是将奴隶的
担子换由另外一些人来承负而已。他很合理地质问说：一个人对于他到底是被一个全民
政府、一个君主、甚或一套强制性的法律所迫害的事实、为什么要那么耿耿于怀？他发
现：对于那些渴望“消极”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来运用这个权
威，而是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因为他相信，漫无限
制的权威，不论落在什么人手里，迟早都会摧毁某些人。他认为，人类往往抗议这些、
或那些统治者，是压迫者，但造成压迫的真正原因，却是“权力之累计”
（accumulation of power)这—事实。不论权力存在于何处，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本身，
就足以威胁到自由。他写道：“不公正的并不是手臂，而是手上那些过重的武器，有些
武器之沉重，是人类的手所无法负荷的。”民主政治或许能够消除某一寡头政权、某一
特权人物或特权阶级的害处，但民主政治仍然可以像它以前的任何统治者一样，对个人
施以无情的打击。他在一篇比较今人与古人所享自由的文章中说：“平等的压迫——或
干涉——的权利，并不就等于自由。”众人一致同意牺牲自由，这个事实，也不会因为
它是众人所一致同意的，便奇迹似地把自由保存了下来。如果我同意被压迫，或以超然
及嘲讽的态度，来默许我的处境，我是不是因此就算是被压迫得少一点？如果我自卖为
奴，我是不是就不算是个奴隶？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不是不算真正的死了，因为我是自
动结束我的生命？“全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是发作无常的暴权，而君主政体则
是最有效、最集中化的专制。”康斯坦认为卢梭是个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卢梭曾
经声称：“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我就等于没有奉献给谁一样。”康斯坦看不出来，
即使主权操于“每个人”手中，何以它就不会压迫到它那个不可区分的“自我”成员中
的某一个人？如果它决定如此做的话，它显然可以压迫到某一些人。我若是少数人之一，
我当然或许宁愿让一个议会、家庭，或阶级，将我的自由剥夺以去。因为这样或许可以
给我一个机会，使我有朝一日也能说服其他的人，去替我做我觉得我有权利做的事情。
但是，由我的家庭、朋友或同胞，来剥夺我的自由，就自由被剥夺这一点而言，也同样
有效。无论如何，霍布士是比较坦率的，他不以欺人之言，指说：一个“主权”不会奴
役人民，他为这种奴役行为，找到另外的借口，但他至少没有厚颜地称之为“自由”。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如果自由牵涉到要“限制任何
人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或可能不愿意做的事”的权力，则不论假借什么理想的名义，
对我强施压力，我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认为“绝对统治权”(absolute sovereignty)的
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暴虐的理论。“除非某些人，例如绝对的统治者、或全民议会、或
议会中的国王、法官、某种权威的集合体、或法律本身(因为某些法律具有压迫性)授权
人家侵犯我的自由，否则，我的自由就不受侵犯”——如果我要保障我的自由，我就不
能仅发表这样的声明，就算了事。我必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具
有某种疆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这个疆界，来侵犯到我的自由。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名称或性质，来称呼决定这种疆界的规则，我们可以称这些规则为“天赋人权”
(natural right)、“上帝圣渝”(the word of God)、“自然法则”、“功利要求”或
“人类的永久利益”等。我可以认为这些规则，都是“先验地”(apriori)有效，或主
张它们本是我自己的终极目的，或是我的社会或文化的目的。其实，这些规则所共同具
有的特点是：它们已经广为众人接受，而且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深植在人
的实际本性之中。现在看来，它们恰构成了我们所谓“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部分。真正
相信个人自由中，有一个最小限度的不可侵犯部分的人士，必然会采取某一种绝对立场。
因为很明显的，对所谓“多数人的统治”，是没有什么可以期望的；民主本身，从逻辑
上看来，并不与多数人的统治息息相关，而从历史上看来，民主若要忠于自己本身的原
则，有时便不能保护多数人的统治。有人已注意到：极少政府在促使人民产生政府所希
望产生的意志之时，会发现有多大的困难。“专制的胜利，在于逼使被奴役的人，宣称
他们自己是自由的”。这可能不用强迫：奴隶们可能会诚恳地宣称自己的自由——但他
们毕竟仍然是奴隶。对于主张政治上“积极”权利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参与政府事务的
主要价值，或许在于这种参与行为，是一种保护他们心目中的“终极价值”的手段，亦
即是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手段。

    但是，如果连民主政治都可以在不违反民主的原则下，压制自由，至少对自由主义
者所谓的“自由”，构成压迫，那么，—个社会要怎样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对于康斯坦、
穆勒、托克维尔、以及他们所属的那个自由主义传统而言，一个社会，除非至少遵循由
下列两个互有关连的原则，否则，绝对无法获得自由，这两个原则是：第一，惟有“权
利”（rights）能成为绝对的东西，除了权利以外，任何“权力”(power)都不能被视
为绝对；惟有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他
们是被什么权利所统治。第二，人类在某些界限以内，是不容侵犯的，这些界限不是人
为划定的，这些界限之形成，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规则，长久以来，就广为众人所接受，
而人们也认为：要做一个“正常人”，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同时，人们认为如果违犯
这些规则，就是不人道、或不正常的行为；对于这些规则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可以
由某个法庭、或统治团体，用某种正式的程序，予以废止，是荒谬的想法。当我说某一
个人是个“正常人”的时候，我所指的意思中，也包含了“他不可能破坏以上这些规则，
而丝毫不感到嫌恶、或不安”。一个人未经审判就被宣称有罪、或者被一种“溯及既往
的法律”(retroactive law)惩罚；命令小孩子污蔑父母，要朋友互相背信，要军人用
残酷的手法杀人；或者当人们遭受拷打、遭受谋害时；或少数人因为激怒多数人或暴君，
而遭到屠杀时，所破坏的就是这些规则。即使在今天，诸如此类的行为，也会造成恐惧，
纵令统治者已使这些行为，变为合法，情形也是一样。这是因为人们体认到：无论法律
上作何规定，在道德上说来，人类使用某种“绝对的屏障”(abso1ute barrier)，以阻
止某些人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终究是正确的道理。（注21）在这个意义之
下，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的自由程度为何，便取决于这些“屏障”的力量如何；同
时，也要看这些群体，为他们的成员——如果不是全体的话，至少也包括他们之中的许
多人——所保留的“通道”(paths)多寡、及重要性如何而定。(注22)

    这种观念，和那些相信“积极极”自由、或“自我导向”意义下的自由者的目的，
几乎背道而驰。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想要约束威本身；而相信“积极”自由的人，则想
要把权威握在自己手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非比稀罕。这并不是关于某一个单一概念
的两种不同解释，而是对“生命目的”的两种极为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看法。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往往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折衷，即使是如此，我们最好也要明白
这一事实。因为这两者都提出某种“绝对”的声称。而它们的要求，却无法同时获得满
足。可是，我们如果无法体认到：它们两者所追求的，都是某种终极的价值，而不论从
历史、或道德的观点来看，这些终极价值，都同样有权利被看做是人类的诸多利益之中，
最深刻的利益之一，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对社会及道德问题，就未免太
欠缺理解了。

    注释：

    注21：请参见导论，第十页。

    注22：在英国，这样的法律权力，当然是由宪法授予绝对的君主，即议会中的国王。
英国之所以能变得比较自由的原因，是在此一理论上具有全能的实体，受到习俗与理论
的约束，不能以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姿态出现。很明显地，重要的并不是这种约束力，属
于何种形式，例如法律的、道德的、抑或宪法的，而是在于它的有效性如何。
    ------------------
　　

其它文库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