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历史理想之祭坛上，诸如正义、进步、未来子孙的幸福，或某一国家、种
族、阶级的神圣使命或解放，甚至是自由本身，因为有一种自由，要求个人为社会的自
由而牺牲，在这些理想的祭坛上，有许多人遭到了屠杀，这主要是肇因于某一种信仰。
那就是：人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或
许是在过去，或许是在未来，或许是在神的启示之中，或许是在某个思想家的心灵之中，
或许是在历史或科学所结实的道理之中，也或许是在一个正直不苟的纯真心灵之中。而
这个古老的信仰，是建立在以下这个信念之上，亦即：人类所信仰的所有积极价值，到
最后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蕴涵在对方之中的。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曾
经说过：“自然用一条不可分离的锁链，把真理、幸福、美德都系在一起”，“而在论
及自由、平等、正义时，人们大抵也有类似的看法”（注23）。然而，这是正确的吗？
事实上，我们却常常看见政治平等、有效组织、社会正义等，都和大多数的“个人自由”
互相冲突，当然更不能和无所限制的“放任主义”相容；而正义、宽容、公众的与个人
的忠诚、天才的要求、社会的要求之间，也会产生严重的冲突。从这些情形之中，我们
差不多也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即：并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贯，人类的各
种思想，当然更无法完全相容。可是，人们却一定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价值必然能在某
处、以某种方式，和平共存；因为，若非如此，宇宙就不成其为宇宙，也就不是一个和
谐的状态了；若非如此，价值的冲突，就要变成人类生活中与生俱来的、不可消除的一
种因素了。承认我们的某些理想之实现，在原则上，可能会使其他的理想，无法获得实
现，也就等于是承认说：人类理想全部实现的观念，本是一种形式上的矛盾，是一种形
而上的妄想。对于所有理性主义的形上学家而言，从柏拉图以降，直到黑格尔及马克思
的最后门徒为止，放弃这种“必定有一最终的和谐状态存在，使所有的暗谜，均得到解
答，使所有的矛盾，均得以化解”的观念，乃是鄙俗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作风，等
于是向残酷的事实投降，不啻是使理智在事实面前破产。也就是—切解释、论证、以使
任何事理都化约于一种体系的企图，宣告失败，这是理智深为不满、而无法接受的事。
然而，我们假如无法“先验地”确知：我们在某处必能找到—切真正价值得以全然和谐
的状态，或许是在某种理想的领域内，但是因为我们所知有限，所以无法想象到这理想
领域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于是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求诸于经验层面的观察结果
(empirical observation)。以及日常的人类知识。而这些观察结果与日常知识则必然
无法向我们保证，我们假定“所有的善，最后都能彼此协调一致”、或基于同样的理由，
“所有的恶，最后也都能彼此协调一致”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观察结果与日常知
识，无法保证我们理解以上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日常所经验到的世界，是同
样“终极”的目的、和同样“绝对”的需求中，有所抉择的世界，而在这些目的和需求
中，某一部分的实现，也必然会使其他部分遭受牺牲。其实，人类所以要如此重视“选
择的自由”(the freedom to choose)的价值，也正因为人类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人
类如果能够确知，他们在这世界上，必能找到—个使他们所追求的一切目标都得以和谐
相处的完美状态，那么，人类就没有必要去苦思焦虑，作出选择，而“选择的自由”之
重要性，也将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论必须牺牲多少自由，人类为了使这个最终的完美
状态早一日出现，所使用的任何方法，便似乎都是有理由的。我坚信：历史上某些最残
暴无情的暴君与迫害者，其所以会泰然坚信他们一切所作所为，因为目的是合理的，所
以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其原因便是这种“独断式的确定感”(dogmatic certainty)。
我并没有说“自我完美”的理想，不论是个人、国家、教会或阶级的“自我完美”，本
身该受到责难；我也不是说人类在为这种理想做辩解的时候，所使用的说辞，都是在混
淆文字、耍弄文字、或是歪曲道德与心智的观念。事实上，我是想要向大家说明：国家
或社会的“自我导向”的需求，推动了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具影响力、道德上企求也最公
正的群众运动，而这种“自我导向”的需求，其中心观念，则是“积极”意义下的“自
由”。若不认清这一，就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实与观念。然而，在
我来看，我们却也同样可以证明：“原则上，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单—的公式，使人类的
多样目的，都在和谐的状态下，获得实现”这种信仰，其实是虚谬的。我相信，如果人
类的目的，不只一种，而这些目的并不都是可以相容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完全排除人
类生活中，发生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无论其为个人的、抑或社会的冲突与悲剧。因此，
“在绝对的要求之间作选择的必要”，仍是人类境遇中所无可避免的一项特征。这就使
艾克顿爵士心目中的“自由”，具有了它的价值。艾克顿所主张的自由，本身即为一种
“目的”，而不是我们混淆的观念、及紊乱而非理性的生活中，随意冒出来的暂时性需
求，因此，并不期盼有朝—日，会有某种万应灵丹，来解除自由的困。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即使在最开明的社会中，个人自由也是衡量社会行动唯一的、
甚至最主要的标准。我们强迫孩童受教育，同时我们也不准动用私刑。这些都是对自由
的某种约束。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约束有道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无知的蒙昧、野蛮
的教育、残酷的享乐和刺激，比我们压制它们之时所免不了的“约束”(restraint)，
更为不好的缘故。这样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如何判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也就是说，
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宗教、理智、经济、与美学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则又和我们对人
类的看法、以及对人类天性中基本需求的看法，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类问题的解决
之道，是奠基于我们对“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有意识、或
无意识地在指导我们的行动。相对于穆勒所谓“萎缩偏枯的”、“狭隘扭曲的”人性而
言，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呢？这就端视我们的价值观念而定。我们若反对有关
检查制度(censorship)或个人道德的法律，认为这些法律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不可忍受
的侵犯，则我们必先相信，这类法律所禁止的活动，是一个善的社会中，人类的基本需
要，或径直是任何社会中，人类的基本需要。而维护这样的法律，就是主张这些需求，
不是基本的需求；或是认定，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无法不牺牲某些比个人自由”层
次更高的、能满足更深刻需求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不仅是由某—主观的标准所决定，
而且另外一些具有经验上、或先验上客观地位的标准，也确定了这些价值要高于个人自
由。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能享有的“依自己希望去生活的自由程度”，在分量上，必
须和其他某些价值比较衡量，最显著的例子或许是平等、正义、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
等价值。基于这个缘故，这种自由就不能漫无限制。涂纳(R．H．Tawney)曾经很正确地
提醒我们：不论强者的力量，是身体上的，乊经济上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对他们的自由，
加以限制。这句格言，值得我们尊重，并不是因为这是某种“先验的”规则，从而在这
规则下，对一个人的自由之尊重，在逻辑上即蕴涵了对和他一样的别人的自由之尊重，
而只是因为，在人类的天性之中，对“正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的尊重、
或对显著的不平等待遇的羞耻感，与对自由的渴望一样，都是最基本的需求。“我们不
能拥有所有的东西”，这是必然的真理，而不是偶然的真理。柏克呼吁我们要经常补偿、
协调、与制衡；穆勒呼吁我们要做新的“生活实验”(experiment in living)，虽然这
种实验可能总是有差错的地方。正是因为知道：印即使在一个全由然善良而理性的人们
与全然清晰而明朗的思想，所构成的理想世界中，我们也无法得到直接了当的、确定无
疑的解答，这不仅在原则上是如此，在实际上也是如此。承认这一事实，可能会使那些
寻找终极的解决之道、以及寻求独一无二、包罗一切、永久有效的体系的人士，为之疯
狂。然而，那些和康德一样，认知了“人性本是扭曲的素材，不能从中产生直截的事物”
这一真理的人，却无法不获致这样的结论。

    无论是从理智上、或情感上来讲，“一元论”(monism)及对惟一标准的信仰，都是
使人获得最深刻的满足感的东西，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必多加强调。这惟一判断的标
准，不论是来自对未来某种完美境地的憧憬，例如十八世纪的“哲士”(philosophes)、
及他们在当今的继承者——那些主张“专家技术政治”(technoerats)的人物心中所想
象的境地；或是源于对“过去”的看法，即对所谓“大地与死者”(1a teneet lesmorts)
的看法，例如德国的历史定论主义者(historicists)、法国的神权政治拥护者
(theocrats)、或英语国家中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所主张的观点，如
果不具足够的弹性，都必然会遭遇到某些不能预见、也无法预见的人类历史发展，并不
合乎它的标准；然后，这种无法合乎标准的情形，又会被当作削足适履的野蛮行为之借
口，就像古希腊强盗普罗克拉帝斯(Procrutes)绑缚犯人加以切割，以符合他那具刑床
的尺寸那样，我们也根据对大多属于想象的“过去”、或全然属于想象的“未来”，所
做的极易错误的理解，而将实际的人类社会活生生加以肢解，以使社会符合于某一固定
的模式。于是，削足适履的野蛮行为，竟取得了“先验的”理由。为了维持我们的绝对
范畴或理想，而牺牲人类性命，是同时违反科学原则、及历史原则的；而在我们这时代，
右派与左派的人士中，都同样有不少人仍持上述这种削足适履的态度，这和尊重事实的
人所持有的原则，是互不相容的。

    在我看来，“多元主义”（pluralism）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
确、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寻求阶级、
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作主之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
人性。多元主义比较真确，因为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而这些目标，也未
必都能用同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互相对立抗争。认为所有的价值，
都可标刻在同一个尺度上，我们只要加以检视，即可以决定何者为最高价值，这一类论
调，在我看来，似乎违背了我们认为“人类是自由的行为者”的知识，而且将道德抉择，
误视为原则上可以用计算尺衡量完成的一种工作。主张在某种终极的、调和万物而又确
可实现的“综合”(synthesis)之中，“责任即是利益”、“个人自由即是纯粹的民主
政治(或集权国家)”，只是在“自欺”或“伪善”之上，蒙覆一层形上的遮掩物的行为
而已。人类本来就具有不可预测的“自我转化”(self—transformind)的潜能，人类已
经发现他们的生活之中，有许多对人类的自都发展而言，系属不可或缺的东西；多元主
义不会假借某种遥远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理想之名义，来剥夺他们这些东西，如某些“体
系建构家”所做的那般，因此，多元主义比较合乎人性。（注24）到了最终，人类总要
在诸多终极的价值之间，加以选择；他们之所以照他们的方式去选择，是因为他们的生
活思想，取决于基本的道德范畴与概念，无论如何，这些范畴与概念，在长久的时间与
广袤的空间之中，已是他们的存有与思想，以及他们认同感的一部分，同时，也正是人
之所以为人的一部分因素。

    在我们这个已趋没落的资本主义文明中，这种“能自由选择”的，但不主张这些目
的“永远正确”的理想，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多元主义”(the pluiarism of
values)，或许只是一种晚出的成果；或许是远古时代及原始社会从未体认到，而后世
子孙也将投之以好奇、甚至同情的眼光，但却仍不太了解的一种理想。这或许会是事实，
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却不必因此而推出怀疑主义的结论。“原则”并不会因为我们无法
保证其有效持续，就变得比较不够神圣。坦率说来。想要保证我们的价值，在某种客观
的境界中，可以取得永恒与稳固，这种欲望，或许根本只是对“童稚性的确定感
（certainties of childhood)、或对我们原始时代想象中的“绝对价值”之渴望而已。
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位可敬的作家曾经说过：“文明人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人，在于文明
人既了解他的信念之‘真确性’(validiLy)是相对的。而又能够果敢地维多护那些信
念。”我们内心或许都有一股欲望，想要追求较此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欲望本是一种深
刻的、不可救药的形上需求，然而，让这种欲望左右我们的实际行为，也正是道德与政
治上，—种同样深刻、而却更危险的不成熟之表征。

    注释：

    注23：这些话引自康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略说》。康多塞宣称：社会科学的任
务，即是要阐明“大自然是怎么把启蒙运动之发展和自由、美德、以及对天赋人权的尊
重，互相结合起来的；这些理想，单独看来，都是真的‘善’——它们原本是互相分离，
以致被人认为是不可相容的；为什么，当启蒙运动在多数国家中，同时达到某一阶段的
时候，它们反而会变成不可分离的呢？”接着他又说：“人们依然保留了他们的孩童时
代、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时代的错误——虽然他们早已明了，要消除这些错误的真理何
在。”很讽刺的是，他认为这种必需、且有可能把各种“善”结合起来的信仰，很可能
便正是他自己描述得极为清楚的那种错误之一。

    注24：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边沁说得很好，他说：“个人的利益即是唯一真正的利
益……难道有人会那么荒谬……以致于宁可企望那些他看起来不像他本人的人？难道有
人愿意假借促进那些未生下来、或永远不会生下来的人之幸福的名义，而对现在活着的
人，加以折磨？”这是颇少见到的、柏克和边沁两人观点一致的情况；因为这段话是经
验论的政治观之核心理念，与政治上的形上观念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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