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永康
以文字作为主题，作为元素并选择版画的形式进行创作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作品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试图指证在当下“读图时代”的背景中文字的文化身份的蜕变。语言文字在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身份：它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传播、交流、传承的媒介，同时它对文化、对外部世界又有互构的作用。它具有文化属性、历史属性及社会属性。“一整套语言文字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认知模式。”[1] 然而目前文字面临的困境是：无论在理论界对于“视图”时代的定义及现状做何种解释，当下的既成事实是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已把“社会公共意义”提取转变为视觉图像以消费文化的商业标准频频见诸于大众媒介，从而取代了文字的意义传播和叙事功能，文字似有被边缘化的忧虑，尽管这只是表面的迹象给予我们的一个假设而已。
丝网版画：时事新闻（三千六百字），画家：赵永康
人类的物质条件达到相当水平时，就需要精神、道德和审美价值来维系平衡，随着人类对文化的认识开始深化，文化从人们生活的边缘地位开始向中心地位转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大多数民众为受众的通俗文化也在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高雅艺术的对抗中确立了自身。与此同时，通俗文化已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它的审美苛求和习惯的批判性态度。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作为工业化和都市化产物的大众文化推倒了各种文化之间的围墙，借助各种媒体大肆传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时的大众文化“就是由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的、为了获利而向大众消费支出的通俗文化”。[2] 今天是信息、网络、数码、影像等象细胞一样繁殖、蔓延的视觉化时代，视觉化的阅读已成为新一代通过图像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以图像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形象越发具有了公共属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符号。不可否认，在图像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的同时，人类已深陷于自身生产的图像之中，它们的被生产和被利用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图像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最终它们无法取代文字，但在今天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了一种强势。“图像时代”已成为现当代的一种历史文化语境。
现时社会中的文化转向与语言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语言文字是否作为一种诱导或暗示的因素对文化产生作用呢？并能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
语言文字是客观世界与人类的感知器官互动作用后的产物，在人类对外部世界了解认知的过程中，语言文字成为了世界本身的一种缩影、一种提炼、一种象征。 “自然界……是根据人类的感知器官所能接受的程度再按比例地减缩、减缩、直到减缩成一种图画形式的东西，一种形象的东西，一种后来方便成为符号的表意系统。”[3] 这是经由自然界、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的衍变过程。它不知不觉地在诱导我们，使我们把汉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汉字诱导中国文化具备了视觉特征和较强的图像性。今天所谓的“图像时代”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语言文字对现时的一种文化效应，对时代的文化互构。尽管公众的视觉诉求与图像继续保持着互动和供求关系，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历史大多是以文字的方式记载的历史，人类也是以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语言文字昭示了人类历史的本体文化意义。因此，语言文字依然并且永远是建构人类文化的重要元素。只是在今天，需要我们对身处文化转型中的语言文字的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文化属性和解读方式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丝网版画：庄子《逍遥游》，画家：赵永康
文字（汉字）具有字义和字形两种认知方式，即文字的双重性：有具体意义指向的语义；有抽象性质特征的字形。中国汉文字最初是由图画文字演变成象形文字的，直至今日读文字仍然是以形辨义，它相对于古希腊文字的流线文化到听觉性文化的演化过程而言，中国汉字则是从块状文化到视觉性文化的演化过程。语义是本，字形是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语义的主导地位是否会使文字的视觉意义会变得模糊起来？而当试图抽空其语义强化它的视觉形式因素时，是否又面临着对其存在意义的质疑？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它与现当代关于“大众文化”，“图像艺术”是否隐含的意识形态要素的争论有没有对应和关联呢？带着这样一些想法，我试图在文字与图像的演绎中寻求一个结果。对语言文字的忧虑和另类解读的尝试是我以文字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初衷。
作品利用了丝网版画的复版叠印技术，与版画叠印增加画面丰富性的通常意义相比较，随着文字叠印版数的增加，画面却趋于单纯和简化。不受限制的多版叠印，使其结果有了很大的随机变化的空间，我期待寻求灵感与随机的碰撞，寻求合理的绘画形态和视觉属性。在随机流变的过程中当某一个瞬间吻合于视觉诉求，引发了潜意识的共鸣而定格于画面。文字图像在不断重叠和覆盖的过程中逐步消失了原有意义和本来属性，只是保留了文字的形象基因。不同于固定类型化作品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图像的形态是流动变化的，图像是一种能动的、充满可能性语言的游戏，即可以重组现实，又可以割裂现实，或重新调整事物的关系。暗示当一个“事物”、“意义”呈现时，由于言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价值的变异和结果的不同。并形成了新的视觉系统和文化含义。当文字因不断重叠而语义消解的同时，其结果是文字的社会意义越来越模糊，文化内涵逐渐丧失，形式因素取代了内容要义，形成了多彩的别样图像。作品试图表述对文字在遮蔽之后形态的关注及由此生发的感悟。体现了对于在今天“读图时代”对传统文化可能产生的另类解读方式的思考。
以版画的方式完成以文字作为造型元素的创作构想。原因在于不论是汉文字的“活字印刷”，还是被称为“印刷艺术”的以印痕为艺术语言特征的版画，它们都包含有印刷的技术性过程，都是通过印刷留下的“痕迹”成像，印痕是它们共同的基本属性，正是这种“血缘关系”使得文字与图像在版画的制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一起，显现出十足的印刷质感。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文字的叙述内容和图像的形式意味交织叠合时，对应现代社会条件下图像传播特征和视觉文化不断扩展的趋势，在图像“痕迹”的生成，变化，演绎中所具有的导向性将借助于我们的内心情感和文化基因而成就意义；艺术家的精神维度利用版画这种叠印方式转移成视觉形态展现出来；它有一种现代语感和文化意味，这种往来过程揭示了主、客观对绘画的同构作用。使“印痕”成为可以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和分享的视觉信息，成为贴合时代的豁达而宽容的语态，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修辞方式。
作品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文字消失在不断的自我遮蔽中。原有概念被颠覆，其本意绝不是对文化自身的否定，而是暗示了现代文化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走势。传统意义被消化在更复杂的新图像之中了。这样的叙事性将有助于人们以开放的态度，更多元的视角，更自由的方式观看和解读艺术。作品强调的不是文字形态、图像价值与历史逻辑的重合一致，而是强调与之错位甚至是背离，即“失真”的图像——追求一种超越公共意义的历史文本的新面貌，一种超越格式化的历史叙述。作品在意义叙述中呈现出矛盾开放的叙事视角和处于悖论结构异在对抗的文化姿态：以字义的具体内容入手而演化成字形的抽象形式；反复不断的出现意义，结果却是意义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语义学角度流动的文本叙述并行于符号学角度静态的形式重复。“在这种反应功能放松的表现语境中，与其说是历史文本决定了绘画的视角，毋宁说是绘画为历史文本开启了一种陌生而意外的视觉维度。”[4] 在作品中，文字只是语言的中介，是一种依托，文字的在解构了一个传统秩序的同时又呈现了一个新的阅读视像，在丧失原有意义的同时，谋求当代文化的“异质”表述，诘问制度化的文化表达。在与图像变异和演化的对应中，显现的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表述方式的不同。显现的是文字在图象演绎中的消解和磨塑出的另类文化面貌，显现的是在文化转型和文化跨界中对文化身份确认的思考。
注释：
[1] 辜正坤著《中西文化比较导论》第118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萧俊明著《文化转向的由来》第269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 辜正坤著《中西文化比较导论》第108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 漆澜《超越图像的中国新绘画》（美术焦点2008.6-B）第32页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