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创补虚祛瘀生新法治疗慢性溃疡

1.审证求因，强调“虚”、“瘀”是溃疡久治不愈的病理基础

祖国医学对慢性皮肤溃疡的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疗效，历代医学文献对此都作过阐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提出了许多治疗“溃疡”的基本原则，如“煨脓长肉”、“祛腐生肌”、“肌平皮长”等。远在公元625年，孙思邈着《千金方》中就有“夫痈坏后……恶肉尽后，傅生肉膏散，及摩四边，令好肉速生”的记载。宋《外科宝鉴》中有：“治痈久不合，其肉白而脓少者，此气血俱虚，不能潮运，而疮口冷涩也”的描述，在《卫济宝书》中更加肯定：“凡痈疽已溃，多有瘀肉坏在四旁，遂令疮深浸至筋蚀骨，法须祛瘀肉”，元·《外科精义》中也有“若至脓溃之后，即贴温肌生肉膏药，要在逐臭腐，排恶汁，取死肌，生良肉，全藉膏剂之力也……”。到了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中明确指出：“脓清或多，疮口散大，不生肌者，里虚欲变证，峻补之。腐肉虽脱，新肉生迟，如冻色者，肉冷肌寒，大温气血”。清·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云：“因气滞血瘀，经年累月，臭烂憎人。”唐师精研医籍，认为“瘀久必腐”，“久病必瘀”、“久病必虚”是本病发病的一般规律,慢性皮肤溃疡日久不愈,“虚”和“瘀”为其本,“腐”为其标。治标不治本，病终难痊。

唐师临证近40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慢性溃疡的诊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病患者，发病前多有气虚下陷的病史，即站立时间长或走路后下肢便觉沉重肿胀、疲乏欲歇，病久大都表现为“疮口下陷，疮缘较硬，脓液稀少或脓液恶臭不秽，肉芽灰白或暗淡”等虚疡征象，此乃气血亏虚，不能托毒外出。病久患者创口隐痛，入夜尤甚，唐师认为溃疡病初前者多实多热，久痛则因“瘀”因“虚”，并可见创面周围皮肤色暗黑、板滞木硬、肌肤甲错、毛发不荣等瘀血症侯。唐师以为下肢慢性溃疡不只是局部病变，而且是全身消耗性病症，“外科为漏泄之疾，最能走泄元气”，该病患者病程短者3月或1年，病程长者可达40余年，此间又多遵“腐不去，肌不生”之理，用“丹剂”祛腐。丹剂为剧毒之品，久用必然伤正；且祛腐之义，旨在“呼脓祛腐”，以达毒随脓泄目的。不知“脓之来，必由气血”，脓出亦即气血外泄，却不知内补气血，类于涸泽而鱼、杀鸡取卵，犯虚虚实实之戒。从年龄论，古稀之人，气阴已亏，瘀阻水停，湿热留恋，年老体弱气血运行不畅，肌肤失于濡养；“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从病位而言，下肢为多气少血之经或多血少气络经所属，且臁骨处皮肉浅薄，又处于肢体远端，皮肤极易失于濡养，即使年青之人臁处受伤，也易气滞血瘀，缠绵难愈，久不收口。加之湿性趋下，气虚不能化水湿，湿邪积聚不散，化热熏蒸肌肤，稍遇虫咬，轻擦则溃被流滋，发在表虽为湿热毒象，而病之源在于血脉瘀滞、肌肤失荣，况皮溃之后，经络又被阻隔，加重气血瘀滞，且恶肉腐蚀气血，阻遏气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动”的过程。“虚可致瘀，瘀可致虚”，二者互为因果，积年累月，“虚”、“瘀”顽存。临床用祛腐生肌法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病人，在腐去之后，仅用生肌，创面缠绵不愈的病例屡见不鲜，虽勉强促其愈合，终因瘀滞未净，郁热未清，稍劳累则耗伤气血，气血虚弱不能运其余毒，反被湿热所腐，成脓复渍。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

现代医学认为下肢慢性溃疡多继发于下肢静脉曲张，由于下肢静脉系统瓣膜功能不全或静脉壁薄弱，引起静脉高压和静脉瘀血，血流不畅，导致局部血供及氧合能力下降。病理可见静脉壁厚薄不一，弹性纤维减少，胶原纤维增多，溃疡皮肤毛细血管周围纤维蛋白大量沉积，影响了溃疡皮肤组织氧代谢水平，造成下肢皮肤营养不良性溃疡，与中医“本虚”、“血瘀”理论同出一辙。

2.治病求本，主张“瘀不去，肌不生，气血盛，肉乃长”

唐师认为，“凡疡症虽发于表，而病根则在于里”。明·申斗垣《外科启玄》载：“凡疮疡，皆由五脏不和，六腑堕滞，则令经脉不通而生焉。”下肢慢性溃疡主要病机是久病正虚，气血瘀滞，营卫不畅，肌肤失养，复染邪毒所致。本虚标实，“瘀”为本，“腐”为标，内先虚，而后外溃。结合数十年临床观察和治疗体会，唐师补充前贤所论“祛腐生肌”、“腐不去，肌不生”，认为急性溃疡祛腐后即生肌符合前贤所论的“祛腐生肌”。慢性溃疡则不然，“腐”去常常新肌不生，或难生，因此唐师提出“瘀不去，肌不生，气血旺，肉乃长”之说，首创“补虚祛瘀生新法”治疗慢性溃疡。“祛腐”、“祛瘀”相辅相成，“瘀腐去，新肉生”。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说：“外科之法，最重外治。”唐师除重视本症的外治，还注意到本症“正气不足，脉络瘀滞”这一内在病机变化，故主张从整体出发，调动全身积极性，平衡阴阳气血，助养新生。坚持“治外必本诸内”，主张辨证分期，内外合治，标本兼顾，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内外合治，重视温通托补，意使瘀毒移深居浅，而不宜过用攻伐之品，以免更伤正气。托补重在脾胃，疮疡久溃，肌寒肉冷，脓汁清稀，邪毒不出，疮口不合，多因脾气虚弱，气血亏损，卫外不固之故，补脾而助气血生化之源，使气血充旺，生肌有源，托毒外出，又发展“脾主肌肉”内涵。认为脾所主之肌，不单指动腰转体之骨骼肌，束血于脉内的血管平滑肌亦为脾所司，下肢慢性溃疡多伴发下肢浅静脉曲张，脉管肌肉虚弱不能运血，而成血瘀之症。故唐师临证多用健脾益气药，如黄芪、太子参、茯苓、白术、陈皮、姜半夏等。尤喜重用黄芪，盖黄芪素有“疮家圣药”的美称，具有益气升阳、托毒生肌的功效，能补五脏之虚，入脾而托已溃痈疡，性虽温补，而能通畅血脉，流行经络，无碍于壅滞，对久不收口的创面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温通重在行瘀调和营卫，整个治疗过程中贯通活血通络之法。善用藤、络、虫类药物，取其有搜络剔邪、疏通经络之效，常喜用水蛭、地龙、丝瓜络、鸡血藤、忍冬藤、桑枝。水蛭中所含的组胺样物质能扩张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水和渗出物的吸收。可达到迅速改善创面血液循环的作用。红花辛散温通，善入血分，能散瘀血，活死血，通经脉。

湿热毒瘀早期，脓腐多者，祛邪为主，辅以祛瘀生新，据腐之多少外用七三、八二、九一丹等汞类化合物，以毒攻毒，使毒随腐脱而解，内合清热利湿之萆薢渗湿汤及四妙丸增损，加用活血化瘀药物，常以苍术、黄柏、牛膝、萆薢、生米仁、泽兰、茯苓、鸡血藤、忍冬藤、丝瓜络、水蛭组方，使瘀毒从内而消，断郁热酿腐之源。

唐师认为“腐浅瘀深”,腐易祛而瘀难除,腐为标而瘀为本。外用祛腐之法,中病即止。因祛腐剂虽有脱腐肉之功，也必有伤良肉之嫌，且因患处皮肉较薄，长期局部郁血，正气不能托毒，反致引邪深入，有伤筋损骨之虞。汞制剂可吸收蓄积，甚至可能引起中毒。故腐脱将尽、正气亦虚之时，则以扶正为主，祛瘀与生肌并用，益气养血和营，血气通利，脉络各畅，托毒外出，生肌长皮。“气血衰而内正不能拒，气血旺则有力托余毒外出，外邪不感”。内治以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气虚血瘀代表方补阳还五汤合参茯白术散加减，药用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丹参、川芎、桃仁、红花、水蛭、地龙、牛膝、米仁、泽兰等，注重益气通络祛瘀。并用祛瘀生肌法作为外用组方原则。吸取国内各家用药经验，结合民间单验方，精选中药9味，制成复黄生肌愈创油膏，以大黄为“祛瘀”主药，取其活血化瘀之性，具有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溃疡面局部血供和氧合的功效，兼有对多种细菌有抑制作用；以蛋黄油作为“生肌”主药，蛋黄油是传统的民间流传愈合疮口的单验方，其中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胶原等物质，对局部创面有营养作用，以上两药共为君药。象皮是历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外用促进疮口愈合药物中重要组成部分，血肉有情之品，符合中医以皮长皮之说；珍珠粉有良好的收敛生肌，清热解毒之功效；《本草经疏》中记载，血竭是“散瘀血，生新血之要药”。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其对多种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能够促进疮面愈合；紫草具有凉血活血之功效，实验证明对肉芽组织的增生,有促进作用,为烧、烫伤常用药,并能抑制多种细菌生长。以上四味,祛瘀生肌,各司其功,又相互协同,共为臣药。龙骨外用有吸湿生肌敛疮之效用,可用于疮疡溃破,久不愈合及湿疹滋水等症,辅君佐臣,位在佐药。麻油和风化石灰水作为辅助治疗药物,调适创面酸碱度,.润泽肌肤,药物赋形,是为使药。诸药合用,君、臣、佐、使，各司其职,炮制精良,共奏祛瘀生肌之功。

唐师善用中药药液湿敷或淋洗溃疡，使药力直达病所，且渗透性好，既能清洗疮口祛除毒邪，又能疏通局部经络气血。《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论洗法有荡涤陈腐、推陈出新之功，涤洗则气血自然舒畅，其毒易于溃腐，而无壅滞，且人之气血，喜温而恶寒，肌遇寒则凝，遇温则活。煎汤外洗，温通经脉，配合内服外敷，可促进生肌长皮。急性期常用黄柏、黄连、石榴皮、马齿苋、明矾、一枝黄花、红花收湿敛疮，清热排毒，温经通络；后期则每用红花、丹参、鸡血藤、黄芪等益气活血通络。淋洗之法可祛疮周湿热毒邪，有利于创面愈合。

唐师亦重视本病调护。加压绑缚患腿,利于肌肉收缩,加强血液回流,祛除瘀血,促进皮肤血运,有利于溃疡愈合;疮愈之后,也让病家绑扎患腿,一减血瘀之弊,二避外来伤损,减少复发机会。劳逸结合,尽量使患肢得到充分休息;同时饮食宜清淡,少吃助热生湿之煎炒厚腻食品。

3.衷中参西，论“煨脓长肉”之理

现代医学认为，脓液是化脓性炎症灶中的坏死组织被中性白细胞和坏死组织产生的蛋白酶液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液体，内含大量变性坏死的细胞、溶解的坏死组织、活的和死的细菌和浆液。临床常根据创面脓液的特点判断化脓性致病菌的种类，有脓的创面一般认为感染严重。祖国医学对“煨脓长肉”的论述，最早见于申斗垣《外科启玄·明疮疡宜贴膏药论》中“在凡疮毒已平，脓水来少，开烂已定，或少有疼痒，肌肉未生，若不贴其膏药，赤肉无其遮护，风冷难以抵挡，故将太乙膏等贴之则煨脓长肉，风邪不能浸；内当补托里，使其气血和畅，精神复旧，至此强壮，诸疮岂能致于败坏乎？”其中所论煨脓之期也是在疮毒既平，赤肉己现，待生肌长肉之际。唐师以为早期湿热毒盛，祛腐之法使疮疡出脓是正气载毒外出的现象，即“毒随脓泄”。此时之脓，虽预示气血充足，尚表明毒邪炽盛，其所溢之脓，实为瘀毒腐肉，毒脓能浸淫好肉，当速去之；待脓腐将尽，其脓量多且色黄稠厚，是创面在药物作用下，局部组织代谢旺盛、气血充足的表现，创面所见渗液经研究是血浆内各种成分自血管内向外渗出的物质，其中包括大量的白细胞和蛋白质，这种渗出不但能促进白细胞的吞噬作用，而且可以刺激创面四周上皮生长。此时之脓实为长肉所需之“脓”，其内涵即为“煨脓长肉”之理。

受现代细菌培养学的影响，医者常凭创面培养阳性结果以为有感染，妄用强烈祛腐及消炎解毒药物，反使肌寒肉冷，耗伤气阴，不益于愈合。唐师认为，应主要结合临庆局部和全身症状判断脓之好环，治疗中常见创面愈合阶段，分泌物增多，渗液细菌学培养虽显示阳性，但见创面肉芽及创周上皮爬生良好，创面中间出现“皮岛”。当此之时，换药尤其要注意不可轻意剥损重擦，而要小心保护。治疗更应顺承其势，补托气血，温通行瘀，内外共进。有的病人在创面愈合时仍显示创面细菌培养阳性，可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理，喻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