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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

张琪

张琪,男,汉族,1922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张琪:肾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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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右二)带教学生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内外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全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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