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波
校园里的欢乐
    不久前，我看了电视剧《十六岁花季》，心情难以平静。
    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金色花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的。如今我
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可是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是那样地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
的峥嵘岁月……
    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妄图灭亡中国。全国
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1938年6月，父亲带我和二弟宪林去延安。虽说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对去往延安还是封锁很严的。我们路经陕西南部的汉中
时，差点出了事。那是因我在成都“生活书店”买了一本《陕北集影》，我很喜欢它，
就悄悄地放在箱子里。汽车过汉中检查站时，被宪兵查了出来，他们问我父亲：“这是
怎么回事？”父亲说：“这是孩子在书摊上买的。”并且同意把它烧掉。幸好父亲在国
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带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护照，才放我们过去。到了西安，特务就
更多了，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办手续，得化妆躲过特务的跟踪。有很多青年从办事处出来
就失踪了。我们很紧张，一直等到八路军有去延安的军车，直到上了车我们才松了口气。
    到了延安，父亲被分到抗大一大队。我姐姐是一年前到延安的，在抗大三大队。这
回他们父女俩成了同学。我和弟弟被分到鲁迅小学读书，从此我们就离开家，开始过独
立的生活。
    当时我12岁，弟弟才9岁。
    鲁迅小学位于延安城内的鼓楼南大街。在校生多是抗战将士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
女及大后方地下工作者的后代。
    1938年夏的一天，有几位苏联医生坐飞机来到延安给中央首长治病，回去时，顺便
带几位同学去苏联学习。我们知道后吵着也要去，于是，校长吴燕生带我们到凤凰山去
找毛主席。在石窑外面的一个小平房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还拿出一桶前方的同志从
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鸡饼干招待我们。
    我们一面吃上面粘着闪闪发亮的白砂糖的饼干，一面嚷着也要去苏联学习。毛主席
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说：“这次飞机太小，坐不了几个人，以后有机会都送你们去苏联。”
1953年，我终于实现了留苏的愿望，在鲍曼工业学院攻读自动控制仪器专业，学制是五
年半。1957年，毛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见留苏同学时，我真想到毛主席身边说：
“您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可惜这次不巧我去晚了，站在大礼堂的后面，怎么也挤不过
去。
    1938年秋季的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以后又来了几次，为了安全，
鲁迅小学同学每天都要到南门外的河滩去躲飞机。后来，边区政府决定，让我们学校搬
往安塞县吊儿沟。在离开延安前，学校已改名为边区中学附属小学。10月间，学校租了
些大车，全校师生就出发了。第一站是安塞县城，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出发，忽
然听见大批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是日本鬼子在轰炸延安，因安塞距延安只
有50华里，扔过了炸弹的飞机就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我们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幼小的
心灵里燃烧起仇恨日本鬼子的怒火。
    转年2月，学校又搬到了白家坪，并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那时我已14岁，就因
为个子小，被编入儿童团，不能去少先队。每天出操时，看见少先队每人背一支木枪出
操，练刺杀，真神气，而我只是空手跟小班同学跑圈圈。一直盼到了“四·四”儿童节
（以前儿童节是4月4日）前夕，我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并被选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
的庆祝儿童节大会。去延安要走75华里的路，我们每人骑一匹毛驴，在黄土高原的土路
上扬起一大片尘土，身上斜背着一支小木枪，那油漆得发亮的木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沿途的老乡都走出窑洞来看，以为是八路军骑兵队过来了呢，好不威风！
    在延安庆祝儿童节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我们听到警报后，迅速钻进防空
洞。这些防空洞是在住人的窑洞里面又挖了只有一人可通行的地道，一直穿过山头到另
一面住人的窑洞，而且是洞洞相连。在洞里听不到爆炸声，只感到耳边有呼呼的风声。
警报解除后，我们出来，只见遍地弹坑，除了炸死一头毛驴外，未伤一人，倒是给我们
留下了不少优质钢的炸弹皮。我们把弹皮捡起来，交给老师，集中送到茶坊兵工厂造枪
炮，以牙还牙，打击日本强盗。
    在战争年代里，少先队是半军事化的组织。每天有军事训练，还要站岗、放哨、查
路条，晚上还有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一天晚上，我发现队长们都不见了，他们回来后
就催我们快些睡觉，我猜今晚准有紧急集合。于是，我悄悄地准备好，只脱了上衣，没
脱裤子就睡下了，我想一定会争个第一。果然，半夜里我们被哨声惊醒，黑暗中我迅速
穿好衣服就下了炕，可不知谁把我的鞋穿走了，好半天我才摸到了一双，等跑到集合点
之后，差点没落个倒数第一，真倒霉！集合后大队长轻声说：“敌人已向我校摸来，距
我校只有5里路，我们马上向北转移。”说完就开始急行军。走了大约3里路，就向回转。
这次夜行军我穿了别的同学的一双大鞋，踢里踏拉的，虽说只有3里路，可把我累坏了。
    我们的体育课也和战争联系起来。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贾玉洁老师把同学分为白
军、红军，在黄土坡上用黄土圪垃作战，练习冲锋、伏击、包抄、退却、包围和歼灭。
凡被土圪垃击中的，用粉笔画一个圈，表示“牺牲”，应退出战斗。
    然而有些同学不守规则，被击中多次也不退出战斗。战斗结束后，两军没有办法评
判胜负。
    每天傍晚，我们最有兴趣的游戏是骑马打仗。由一人做“马头”，向后伸出两手，
在他左后方和右后方各有一人做“马背”，一只手与做“马头”的手相握，另一只手放
在“马头”的肩上，这就是一匹“马”。作战的战士坐在“马头”后两个人的手臂上，
脚踩他们相握的手上，交战时，只要骑在“马”上的人将对方摔倒在地，就为胜利。我
与几个小同学还发明了一种“跳跳马”，由二人组成，前面一人两手向后，后面一人握
住前面那人的两只手，战士就蹲在两人之间，当看中攻击对象时就迅速跑过去。两人的
“马”比三人的“马”跑得快，一旦追上对方就纵身一跳，抱着对方，这时对方很难摆
脱，很容易成为胜利者。这种游戏锻炼了我们的机智、勇敢，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情
趣。
    1939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来“保小”参观时，给全校师生拍了张合影，我们穿
的是重庆运来的短袖衫和短裤。尽管不太合身，但比土布衣要漂亮多了。我们是在篮球
场边的土坡上照的像，我在第五排正中，弟弟在我的左下方，这是我在“保小”唯一的
一张珍贵的照片。
    1940年底我快15岁了，从“保小”毕业后，升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1943年10
月，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合并到桥儿沟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后来改名延安中学，从那时
起，我便在延安中学学习了。

最初的实践
    1941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当时缺粮少菜，顿顿是煮干白菜帮。一次，我从
老乡家弄到一块豆腐，便想办法做起臭豆腐。因为我小时候在老家见别人做过，我就如
法炮制，把豆腐切成块放在饭盆里，在宿舍窑洞的墙上挖个洞，把饭盆放进去，外面贴
一张纸，密封起来发酵。五天后取出放盐时，苍蝇闻到臭味成群飞来，好几个同学赶忙
帮我轰苍蝇，可怎么也轰不走。这些苍蝇，像日本飞机一样俯冲下蛋，结果做好的臭豆
腐，仍然有蛆。这样好的东西真舍不得扔掉，我们只好到伙房用油炒一下，消消毒，开
饭时拿出来，大家一抢而光，都说好吃极了。可我们知道内情的，吃起来总有点那个。
但说实在的，比干白菜帮确实好吃多了。
    1942年，毛主席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活才一天天地好起来。那时，我们每
年有3个月的生产劳动时间，上山开荒，种土豆、荞麦、谷子和蔬菜，在学校还纺线，纳
鞋底，做布鞋，打草鞋，自己动手解决我们的吃穿问题。
    在纺棉线时，分棉条，收棉线都要计量登记，可又没有钱去买秤。我就运用课堂学
到的杠杆原理，动手做了一杆秤。
    在分配纺车时，大家都要大车轮的，因为大车轮的纺线效率高。分给我的是一个小
轮的。于是我就开始琢磨，原来是小纺车的车轮与锭子之间传送比太小，只要在其间加
一级变速就能解决问题。班长知道后很高兴，要我在墙报上写文章，把变速轮的计算数
据及制造方法写出来，还要我把秤的制作方法也写出来。从此小车轮纺车比大的更受欢
迎，因为小的重量轻，每天搬进、搬出要省力得多。
    为了安排同学们的实习，自然科学院决定开办实习工厂。
    由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做过工的技术工人担任师傅。没有厂房，我们就在与学校相邻
的一条小山沟的山坡上挖窑洞。先从山沟高处往下挖，将黄土填到沟里，使窑面倾斜约
100度，当窑洞前有了一块平地之后，就开始掏洞，顶部呈拱形，两边的墙是垂直的，洞
的深度约为洞宽的1．5倍，太深光线太暗，太浅使用面积太小。窑洞挖成后，再安上门
窗。我们把工具、设备搬进去，实习工厂就开工了。我是第一批去实习工厂的五名同学
之一。先学钳工基本技能：锉、锯、錾、钻、磨。然后就做医用的镊子、天平和军装上
用的铜扣。这些产品的收入，用来作为发展小工厂的资金。
    我们学校的物质条件虽然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课余，学校组织了各种
活动，有歌咏组、京剧组、舞蹈组和器乐组。我参加器乐组，学会了拉二胡和吹口琴。
那时，每星期六都组织舞会，我参加了乐队，大家推选我当乐队指挥。组织乐队，就要
找乐曲、找乐器，而学生会只有一把二胡、一只笛子和口琴，乐器太少了。我想再做一
把三弦。我没有英文字典，学英文老去借别人的，因此想多做一把三弦，拿到市场去卖
点钱，买本字典。于是就动手做起来，可困难的是蒙皮没法解决。以前我做胡琴，还可
以弄到蛇皮或用青蛙皮代替，而三弦鼓面较大，要用蟒皮，延安可没办法弄到，我就把
两层牛皮纸用胶粘起来，效果也挺好。学生会的刘兆伧听说后，两把三弦都要去了。我
说我本想卖掉一把三弦买本英文字典，他就把他的一本破旧字典给了我。这本字典，我
一直用到1953年我去苏联学习。
    我们学校工读班新来了一位老师，叫艾堤，他有一把小提琴，拉起来音色美极了。
我又萌生了做一把小提琴的念头。
    于是，找来一块松木，又到铁匠铺打了一把圆创刀，我和弟弟合作，两人轮换着抠
起来。要把2厘米厚的木板抠成薄而均匀的曲面，确实不容易；而提琴的周边、是用蒸笼
铺买来的柳木片，经热水泡软后弯成需要的尺寸。我在抠提琴把上的螺丝转时，正是班
主任武可久给我班上大代数，我便在桌子下面偷偷地抠，当下课铃响时，提琴把也抠完
了。不料最后一刀猛一用力，刀子滑向了左手掌，划进去1厘米深，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学校很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学习中理论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
每年有3个月的实习，这样既学到了本领，也锻炼了思想。我们到炼铁厂实习时，由总工
程师徐驰给我们讲冶炼灰生铁的原理，然后就去当工人顶班，配料、上料、烧热风，累
得我们腰酸腿疼，这才体会到钢铁工人的辛苦。我们到茶坊兵工厂实习炸药的生产过程，
由化工总工程师钱志道讲解，在硫酸车间顶班，去体会危险工种的滋味。我们到拦河水
坝工地去实习，又懂得了不少力学知识，也了解到建筑工人的辛劳。
    在建筑工地上，需要昼夜值班，可又没有钟表，交接班时间很难掌握。一般是白天
看太阳高度，晚上看三星位置（猎户星座），这样很不准确。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日
晷。先在瓶塞中穿进一根磁化了的缝衣针，放入一盛水的碗中，成为一个简易指南针，
找好正南正北方向。然后在窑洞门前的土堆上削出一个平面，画一半圆及刻度，再按一
定角度插入一根铁丝，日晷做成了。上下交班，就有了较准确的时间。
    1945年8月，经过八年抗战，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我也度过了少年时代。一天，
干部科长王甲刚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美国军队在延安设立的一个与八
路军联系的外交机构）去接收气象台。我当时很不乐意，因为我对学机械很有兴趣，舍
不得放弃。但他说这是为了保障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的安全，是一项政治任务。虽然，
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个人志愿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我是懂得的。就这样，我服
从了组织的安排，走上了工作岗位。
    以上谈及的往事，转眼间已过去50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的金色
的花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危难岁月的磨练，这对我树立革命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起了决定作用。看到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
件，我是多么的羡慕啊！
    年轻的朋友们，我打心眼里期待着你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能珍惜你们的环境和
条件，加倍努力，充实自己，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奔向美好的未来！    

　　曾宪波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自动化专业。
曾任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宇航学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气象学会副秘书长、名誉理事。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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