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克　田汉汀
一
    1938年8月初，延安的骄阳照着两个来自抗日战争大后方武汉和陕西泾阳的少年，他
们两个身穿旧的中学生服装，背着背包，越过延河清清的流水，来到凤凰山下一座古书
院旧址。这两个少年就是我们俩——黄克和田汉汀。
    在这个书院的一个小庙房里，接待我们的是刘宪曾老师，他戴着近视眼镜，年约五
十来岁，他仔细地看了我们两个所持的介绍信，经过测验将我们编入第一队。
    刘老师领着我们进入古庙般的大厅前殿，厅里阴暗、潮湿，谷草地铺上已整齐地叠
放着二十多床被褥。刘老师说：
    “同学们大多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的失学青少年。”
    我们把行李放在铺满谷草的地面上，我的铺位靠着粗壮房柱的石座边，石座上渗着
小水珠。白天，我们就坐在地铺上的铺盖卷上上课、自习、做作业。这样的大宿舍有三
个，住了100多名学生。
    “嘟！嘟……”哨音，是每天起床的号令，我们揉揉惺忪的眼睛，迅速穿好衣服，
直奔院子北墙边几口大缸，舀水洗脸、漱口。之后，列队出城在延河边做早操、跑步，
约40分钟后返校上课。队伍在街道行走，唱着《边区中学的校歌》：
    边区的青年们，携起手来！
    我们健壮地成长在抗战的大时代，
    我们团结、紧张、勇敢、活泼地、
    携起手来！
    我们学习、学习，
    为了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
    为了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边区的青年们，携起手来！
    这个时期，延安的太阳总是在昂扬的歌声中冉冉升起。延安成为独一无二的歌的世
界。我们在歌声里开始一天的沸腾生活。
    《海燕》——我们国文课的第一篇课文。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
傲地飞翔。
    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它深信，乌云
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刘宪曾老师教我们学这篇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是希望青年们像海燕般勇敢热情地欢
迎革命浪潮的到来。刘老师讲得非常生动，他将海燕的形象印上我们纯洁的心扉，使我
们树立起海燕的意识，海燕的风格，海燕的性情，时刻准备着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去
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暴风雨中，去翱翔，去搏击。
    我们身处在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时代，正确的政治信仰，将是我们一生的基石，中
学时代更是信仰与理想的奠基时期。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年零1个月。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前途，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在我们这群青少年里，也产生许多天真的想法，尤其是家乡沦陷的
同学们求胜心切。为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战争，担任政治课的蔡子伟校长选讲了毛主席
《论持久战》的主要章节。他讲得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他着重说明我方的优越条件是
“正义性”和“得道多助”，但国力不足，欲速则不达，必须持久战。他还说：“将来
我们还要扩大发展游击战，不但在山区打，还要在河湖港汊组织民众打游击。你们中间
的一些人毕业之后，可以到江河平原去作战，到南方去作战。”
    蔡子伟校长是一位久经锻炼的20年代末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政治课上生动地介绍
了许多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与光荣事迹，他说烈士们视死如归，“杀头如同风吹帽”，
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
    我们深感荣幸的是，亲身聆听过老一辈革命家及蜚声中外的名流学者的教诲，如徐
特立讲授《统一战线》课，著名哲学家柯柏年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吴玉章同志讲授
《教师的光荣责任》等等。

二
    我们上课不到两个月，便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日本鬼子的飞机将要轰炸延安。机关、
学校、工厂要疏散。我们学校要迁移到延安以北120多华里的安塞县吊儿沟。
    搬迁的三天后，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了狂轰滥炸，学校被炸成一片瓦砾。我队同学，
共产党员曹锋，也为保护学校财产光荣牺牲了。
    我们在吊儿沟过着艰苦、紧张和愉快的学习生活。转眼间，春节即将到来，学期终
结，寒假来临。学校决定组织一个下乡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动员农民支
援抗日前线。我们俩被选上，参加了宣传队，心中十分高兴。
    宣传队员共三十多名，队长是军事教官张孝德，他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艺
术指导是美术教员王曼恬，还有国文教员杨典，数学教员刘健等。这些教员都是抗日战
争爆发以后来到延安的大学生。他们身上那股革命热情，比课堂上的讲课更使我们受教
育。宣传队在出发前的一周内排出了二十多个大小节目：有庆丰收大秧歌，活报剧《放
下你的鞭子》、京剧清唱、机器人报告时事、男声小合唱、小舞蹈，还有小话剧、歌剧
《参军去》、《送郎上前线》等。
    我们宣传队从吊儿沟出发，沿着延河前进。沿途遇到小村演一场，大村镇演两场，
抵达县城演三场，休整一天。
    隆冬腊月季节，我们每到一地，就把一个村庄轰动得热火朝天，大人、娃娃涌出村
口，老村长为我们“号房子”，将我们分到各户农民家里。贫农会会长组织农民帮助我
们搭舞台，常常是用几根木椽、几块木板，搭成一个小木台，再挂上小幕布。另外用四
个大碗每碗放上四五根棉线粗捻，倒满清油，挂在四周的柱子上，点燃后，就是平台上
的照明灯了。
    在暮色苍茫中，秧歌队敲锣打鼓，沿村街走向晚会会场。
    由二十人组成的队伍，男女角色配成一对一双地互跳互舞。舞蹈把各家各户的人们
引到会场的戏台前面，台上的油灯亮了，晚会宣布开始。
    “欢天喜地迎新春，宣传队来到张家村。张家村来实在好，丰收之后乐陶陶。哎咳
一呀咳，丰收之后乐陶陶！”节目一个接一个，其中有一个《老乡送公粮》是杨典教员
和炊事员老柳合作演出的小戏。杨典教员饰送公粮的白胡子老汉，他表演逼真，扬鞭打
着毛驴送公粮，途中与一个送公粮的青年邂逅。这个青年的扮演者就是我们的炊事员老
柳同志，他唱道：
    “一根扁担，软溜溜的溜呀哈哼！软溜、软溜地溜呀哈哼！我担起公粮要去延安。
一路上，杨柳青、花儿红，吱哽吱哽沙啦啦嘣！送上公粮，支援八路军！”老柳是一个
目不识丁的陕北人，但他拥有黄土高原人的艺术细胞，不仅有着一副清亮歌喉，而且还
有见景生情、出口成章的才能。他利用农村流行的民歌《走绛州》曲调，填进新词，他
的演唱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春节期间，各户农民邀请我们分别到他们家里去吃年饭。
    乡亲们的盛情款待消除了我们思乡之情。在小官驿村，一位抗日军人家属强老伯邀
请我俩去他家欢度春节。我们进门行礼，脱鞋上炕，盘腿坐下。
    “你们家在哪哒？”强老伯满脸笑容地问我俩。
    “远啦，我们一个在四川东部，一个在关中泾阳。”
    “你们出门多时了，想念大（爸）和妈吗？”
    我们说：“想是想呀！可是，不打走日本鬼子，回不了家呀！”
    强老伯说：“是这个理，日本鬼子打不走，哪个家也不能团圆。我的儿子也在八路
军里当干部，如今在山西前线打日本，我们也想念他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打日
本是大事，回家是小事。今天你们俩来家过年，是稀客，咱们就是一家团圆。”
    强老伯一席话，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瞧着他那慈祥的面容，仿佛看到了远方的亲
人。
    大妈把菜饭摆上炕桌，每人面前放了一碗黄澄澄的汤，香醇扑鼻。我们不解地问老
伯伯：“这是什么汤？”
    “这不是汤，”强老伯笑眯眯地说：“是咱们陕北有名的黄米酒。是我老伴儿亲手
做的，酒劲不大，能暖身子，驱寒气。”
    端起酒碗，我俩先向强老伯和大妈拜年并祝贺全家健康。
    一碗米酒将我们和强老伯一家融为一体，窑洞里充满着和睦亲密的家庭气氛，我俩
享受着父母般的慈爱。

三
    1939年9月，我们第一队毕业了。战争催促我们加速获得革命知识，早日成熟，走向
工作岗位。仅仅一年，美好的中学生活便告终。在这个大熔炉的一年里，我们中间有不
少的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走时有留恋，有兴奋，但，也有……
    7月间，我们正准备毕业考试，有一天田汉汀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小手绢，信上没有写
收信人名字。他那神秘的样子使我诧异。我在校一年里从未收到过信件和礼物，我问这
是从何处送来的？
    “是一位女同学交给我的。我以为她是写给我的，拆开一看，原来是写给黄克的。”
田汉汀诡秘地微笑着。
    我头脑发懵，心怦怦跳动，打开信封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黄克同志：想和
你谈一谈可否？希望答复。×队××”这位女同学是×队的优秀学生，她积极参加宣传
队、歌咏队的活动，与我来往较多。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手绢上绣着一朵小红花，
刺绣虽然稚气十足，却能表达出她的一片诚心。我怎么办，进退两难，没了主意。我俩
商量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妥当，最后决定听听刘宪曾老师的意见。我们称他为“慈祥
的老妈妈”，妈妈总是为儿子解脱困境的圣主。
    刘老师笑着说：“这种事情已发生几件，青少年到一定年龄对异性开始产生兴趣，
这是可以理解的，无须惊奇。它很稚嫩、纯真，但也不够成熟，带有盲目性或幻想性。
中学时期是人生奠基阶段，努力积累知识，不应分心，尤其现在是战争时期，学习机会
来之不易，加紧学习是第一，但是，遇到这种事情要冷静对待，不要令对方伤心，应做
好解释工作。”
    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应找她谈谈。”
    刘老师说：“讲清楚道理就行了，别粗鲁地责备她。”
    第二天傍晚，我约她到教室里，室内光线较暗，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色。她小声说：
“我想问问你，毕业后到哪里工作。”
    我说：“到农村去当教师。你呢？”
    “我们可能还要学习一年，到时候再说吧。”她说：“我妈妈给我一块白布头，我
绣上一朵小花，手工不好，送给你，请别笑话。”
    我说：“很感谢，希望你努力学习。打鬼子的方法有多种，在后方生产、工作也是
一样，干什么都是为了抗日嘛。”
    “今后我们互相帮助，做个好同学。”她说。
    “在毕业考试之前，我们很忙，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别再写信了，惹得人好奇、
紧张……”我说。
    她笑了，说：“是呵！是呵！再见吧。咱们是同学，以后我还会找你的！”
    总共谈了10分钟，事情基本解决了，又好像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是很好的战友，毕
业后各自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五十多年之后，我们又重逢在北京，都说延安中学时代的友情好像明月一样纯洁，
有些幼稚，又不太幼稚。
    　　　　　　　　　　　　　　　　　　 1991年7月2日    

　　黄克
    男，边中一队学生。曾任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国际旅行总社办公室主任、总社
党组成员。1980年、1990年两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田汉汀
    男，边中一队学生，曾任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北京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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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