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
    她，离开我们已经七八个年头了。她是个普通人，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出
学校随军而后转业地方，先是文工团员，后来从事医务工作。她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
活着；
    最后又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一生。她的死也是平淡无奇的。为了给患脑血栓、半身不
遂的丈夫寻找一种治病的中草药，从西安到一个县的路上翻了车。在她合上眼睛的时候，
没有哭，没有笑，也没有留下什么话。这不过是尽了她当医生和妻子的责任。
    靖康，姓何，老家西康，生在上海亭子间，长在边区窑洞里。她的爸爸周文，30年
代是鲁迅的门生。鲁迅在杂文中称他是“有为的青年”。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作为
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长期奋战在文艺战线上。1935年，他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他是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面向工农兵的报刊《大众报》的创始人。创刊伊始，毛泽东主席亲笔
给他写信鼓励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靖康在父亲的熏陶培养下，从小养成活泼、热
情而又坚强的性格。她喜欢歌唱和文艺，对工作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人对事真
挚、诚恳而又严谨。
    40年代初，有一次举行联欢演唱会。两个穿戴一样，长相俊秀的小女孩手拉手唱起
了《东北流亡进行曲》。当她们唱道“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时，原来欢乐的气氛
骤变，她们自己哭了，阿姨、教员哭了，小同学们也跟着哭了。事后，人们知道她们是
姐妹俩，姐姐叫何文康，妹妹叫何靖康。我们见了她都叫她们“会唱歌的小姑娘”。
    我和何靖康“真正”认识是1946年在延安中学的时候。
    那年，我们先后插班考入延中十三班。我们都是新生，又都来自晋绥，父辈们也是
熟交，因此，无形中就比别的同学更亲近些。说也凑巧，在窑洞教室里，我们又被分配
在一张课桌上，自习课我们的座位是面对面。我们还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看报纸。
《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人物通讯、诗歌和《边区群众》文艺副刊《万花山》里的小花朵，
是我们每期必读的。我们都有一个小本子，总是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摘抄下来，还常常
互相传阅。同学之间的友谊、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
    在班上，她是个普通女学生，但也有不普通处。她和别的女同学打扮不同。学校是
实行供给制的，男女同学发同样的灰色土粗布衣服。女生为了有别于男生，在穿戴上有
三项“改革”：一是用一根针把帽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上；二是腰里扎一条细毛绳；三
是春末秋初和整个夏天，把袖子挽在小胳膊以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时兴的，它的确较
好地表现了女性美。但何靖康却不讲究这些，她和男同学一样，不是剃成光头，就是留
个小平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她老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夹衣。到冬天，腰里也和男生一
样，扎一根麻绳，不是图好看，只为取暖和每天出早操方便。每次出操，她也总是跟在
男同学后面，跑在女同学前面。因此，男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假小子”。农村姑娘
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
    在同学中最早认出她是女生的只有我。我和她坐近时，发现她的眼睛很有神，小巧
的嘴巴很会讲话、唱歌，腮边一对小酒窝也隐约可见。有一次，我一时心血来潮，不假
思索地对她说：“你那两只眼睛像天上的两颗小星星。”她瞪了我一眼，很快脸上泛起
了很少见的的红晕，还抿着嘴微笑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人们通常说的“嫣然一笑”，样子是很动人的。
    在学习、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时没有毛笔，没有纸张，作文、
数学练习本是用领来的粗白纸，自己裁，自己钉的。两个月发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
没有笔杆，我们就把蘸水笔尖绑在铅笔上，先用铅笔在数学本上作数学练习，写完后再
用蘸水笔在上面写作文。我们用的墨水是用学校发给的蓝灰色颜料，找只旧瓶子自己用
水冲调而成的。每次我找来空墨水瓶，首先给她。有时，多领一支铅笔，也先给她用。
她也不亏待我，每次都帮我钉练习本。
    学校的生活自然很艰苦。平时，顿顿都是小米干饭加萝卜、白菜，每星期吃一次二
米饭（大米加小米），每月才吃一次白面馒头和有豆腐、肉块的菜，这叫“改善生活”。
每次“改善生活”，都要有学生帮灶。我差不多每“灶”必“帮”。
    但凡轮到我掌勺，必然要给她多打一些菜。有时，我们也自己想法“改善生活”。
家在延安的同学，星期天拿一点白面来，加上自己种的南瓜，用脸盆煮点南瓜面片吃。
何靖康是大伙信得过的公正人，她被推举出来掌勺，轮到给我盛饭，她也会有意在锅底
挂稠一些。
    因为我和她接触多，关系超过其他一些同学，有人就说我们是在谈恋爱。有的居然
在墙上写稿，旁敲侧击，加枝添叶地进行讽刺。我们一露回，他们就会侧目而视，嬉皮
笑脸。
    这其实是我们生平遭受到的头一次不白之冤。我们只不过接触多一些，谁也没有想
别的什么事。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亲呀、爱呀”的话，没有写过一个学习以外的
字。有时还和其他女同学翻手比劲、摔跤比赛，可和她，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尽管如此，
同学间的真诚友谊并没有因此变质。
    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上山打柴，要求男女搭配，便于帮助。出发前，我有意把她和
别的两个男同学分在一起：但一到山上，别人把她甩在后面，她只有跟在我们一组后面。
在两个捣蛋同学的唆使下，和我分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一个一个溜走了，在一个小沟里，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草丛里常常有老鼠、松鼠和蛇出没，平时泼辣的她，这时也和别的
女同学一样地胆怯起来了。因此，她老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不得不有意在前面开
路，砍一部分，给她留一部分。时间快到了，任务还没完成。临走时，我还把我打的柴
给她分一些。
    这是我打柴最少的一次，回来也晚了点。大家准备吃饭了，我们才在众目睽睽下急
急忙忙赶回来。
    还有一次，我们到柳树店白求恩和平医院去参观，要过延河。平时，女同学和男同
学一样，都是脱掉鞋袜自己蹚水。
    这回，何靖康没有脱鞋袜，要人背她，而且指定要我背她。下到水里，她在我耳边
悄声说：她身上不好，不能动冷水，让其他同学背，怕他们使坏，把她撂在河里。于是
我只好“忍辱负重”，并放慢放稳脚步，以防失足落水。这样，大家过河好一阵，我才
上岸。
    越来越多的非议，使我们原本纯朴的友谊变得复杂了，我们不得不有意回避，免得
扩大事态。课桌分开了，自习也不再是面对面，甚至见面不抬头，不说话，路上碰上绕
着走。有她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她不来。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躲避，反使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过去公开的互相帮助，变成
隐蔽式的“地下”活动。不论办什么事，她不在场，我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提不起劲
来。她也是，学习没有过去那么用功，有空就见她躺在宿舍里，懒洋洋的，一副无精打
采的样子。有时，她投过来一种探问性的目光。如果我说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她就会
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们每年只发一双单鞋。我跑路多了，穿得费，不到年底，鞋底就
穿透了。入冬了，我只好换穿一双别人织的麻鞋，里面套一双袜子。穿这种有头无尾的
鞋，使我的脚后跟冻裂了几道口子，污垢老茧长了一大层。何靖康看了，便把自己的一
件毛衣拆了，织成毛背心，用两只袖子织了一双又长又厚的毛袜，塞在我枕头下。学校
每两年发一套棉衣。第一年还好，到了第二年，我的棉裤屁股上就开了个大洞，但又找
不到布块可补。只好任它去了。为了不让别人笑话，每次吃饭，我都走在最后面。她也
看在眼里了。一天下午上自习，我掏口袋发现一顶旧布帽子，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
要大叫“失物招领”时，她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我才恍然大悟。下自习时发现
我的练习本内有一枚针、几根线。
    晚上，同学们休息了，我在煤油灯下，把裤子的洞补好。第二天出早操，她一眼就
看见了。这一天，她似乎格外高兴。
    我对她也是比别人例外。解放战争开始后，学校转移到离延安40里的吊儿沟。同学
们只带了随身的衣被、用具，多余的都留在学校了。几天后，我和几个同学奉命返回学
校处理善后事宜。同学们托我们把值钱的东西带回来，其余的能卖就卖，没人买的就送
当地老乡算了。何靖康的嘱托也在内，我当然一一记在心里。回来后我都一一办了。她
的旧裤子、单衣、木箱都卖了，有一块旧毯子和一件旧棉衣，考虑到冬天她还用得着，
我就给她背了回去。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后，我军后方的部队纷纷调驻延安。这
时，三五八旅来到延中招收文工团员。何靖康毅然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等我知道后，
事情已无可挽回。我找她谈过一次话，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学校，也不和大家商量就
要走？”她回答得很干脆：“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看样子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书是念不
成了，迟早得走，迟走不如早走。”我说：“学校会有安排，我们在一起听学校安排不
好吗？”她说：“那又何必呢？我能当文工团员，也会护理伤员，到前方去不是更好吗？”
我追问：“到底为什么？”我担心是我影响了她。她沉思了半晌，压低声音说：
    “原因吗，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我连连追问了几次，她始终没说，噙
着泪花走开了。    

　　刘凯
    男，曾用名刘玉凯。甘肃日报记者，首任主任编辑，现为甘肃《金星》杂志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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