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乐平
    “哎！小心滑倒，滑倒可就滚下山去了！”我们手拉着手，有的还柱着木棍，小心
翼翼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山上向延河边的饭场走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路是红胶泥土，脚一踏下去，鞋袜全泡在泥浆里。我们一个踏着一个的脚印走着，
有的地方还得歪歪斜斜地向前挪动。拐过一个小山岗，这是一处最陡的坡道，忽然看到
路旁站着一个人：“啊！明主任，教导主任明焰！”他披着那件已经穿了几年的旧棉衣，
正在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往下扶。雨水从他的帽檐、脸颊、衣襟上一串串地往下淌。看
着他那瘦弱的身影，我们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感激、怜悯、敬爱……说不清楚。这
时，落在我们身上的是冰冷的雨水，而注入心田的，却是一股暖流。
    明主任经常召集同学们讲话。他声调高亢，有时甚至激昂。但既没有训斥，也不是
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一种心声的交流。即使严厉的批评，也能使人心悦诚服。记得有一
次他批评有的同学拿别人生理上的缺陷开玩笑时，语重心长地说：
    “同学们，你们想想，总不能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吧！”一句话
启发了大家的良知，把同学们引向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从此以后，这样的玩笑再也没有
了。因此，同学们遇到什么苦恼，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找他谈。如今，他
站在冷飕飕的秋雨中，向每个同学伸出温暖的手，我们的心情怎能平静呢？大家劝他回
去，他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同学走下山。
    伴随着秋雨的，是秋风。风挟着雨迎面扑来，使人浑身打战。我们虽然都有一件厚
实的“雨衣”——棉袄，这时也不足以御寒了。公家发的棉军装，有多种用途：冷了当
穿的，坐在地下当垫的，晚上当盖的，下雨时就是挡雨的了。但对我们这一群从战火中
走过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还是寻找各种话题逗趣。
    走在我前面的女同学白雪，脚下一溜，几乎滑倒，不由得“哎哟”一声惊叫。后边
的赵如彬轻声慢语地说：“呀！多危险，几乎把中国的一位‘女文学家’牺牲了！”
    “看我们的‘理论家’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你如果从这山上摔下去，全国都得开追
悼会呢……”白雪也毫不相让地回敬了一句。话音未落，只见一位女同学身子一晃，尖
叫一声：
    “天呀！快！”引起一场大笑。
    1948年的秋天，我们延大附中更名为行知中学，校址从东关的清凉山下搬到王家坪
北边的山崖上。这里面临延河，坡陡路窄，窑洞就挖在这一面坡和几个小沟岔里，厨房
设在山下的延河边。没有教室，没有桌凳，没有食堂，每次进餐，都得沿着弯曲的小道
爬上爬下，遇到雨雪天，行走自然十分艰难。但一日两餐，我们是风雨无阻。
    延安的秋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厨房很简陋，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滴到笼屉上，
滴到饭锅里，但毕竟比露天要好一点。炊事员老黄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他把一部分同
学让进厨房，多数人只能躲在石崖下，或者干脆站在雨地里和着雨水就餐。
    乌云在天空缓缓浮动，延水在脚下湍湍奔腾。石缝里，崖畔间，草木苍苍，山路上
时有人影在晃动，三五成群，互相搀扶着。我站在雨中，看延安的山，延河的水，看着
攀登在山路上的同伴，心里忽然想起绥拉菲摩维茨笔下的《铁流》，那褴褛、饥饿、疲
惫的行列……“艰难困苦，百折不回”——
    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涯吧！
    “假如把我们学校的生活拍成电影，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咱们过黄河，上吕梁，
战地的深夜转移，踏着1尺多厚的大雪行军，一直到回延安后掀起的学习热潮……”站在
我身旁的同学，一个个触景生情，联想翩翩。
    “在山西隰县的深山里，每天上山打柴、拾地软、挖小蒜，跑几十里路背粮……”
    “记得吧，在背粮的路上，杨典老师讲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家听得忘了疲劳……”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兴致勃勃。这时，我们的棉衣早已被淋透了，雨水顺
着发丝、脖子流进衣衫。
    “喂！你们几个，还不快走，大雨又要来了！”已经爬上半山腰的同学喊道。我们
抬头一看，果然从清凉山那边，一层厚厚的乌云又压了过来，天更阴沉了。我们腋下挟
着小瓷盆，急急忙忙向山上爬去。    

　　党乐平
    男，现名卫群平，延大中学部学生。现任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主任，主任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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